公元442年（宋永初三年），謝靈運自京都建康赴永嘉太守任，途經富春江畔的七里瀨（水流沙上為“瀨”），乃作此詩。七里瀨亦名七里灘，在今浙江桐廬縣嚴陵山迤西。兩岸高山聳立，水急駛如箭。舊時有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指舟行急湍中進度極難掌握，惟視風之大小來決定遲速。

此詩一韻到底，凡十六句，每四句為一節。詩意借觀賞沿江景物以寄托作者落落寡合的“羈心”，詩中雖作曠達語，卻充滿了不合時宜的牢騷。這是謝靈運多數詩篇所共有的特色。

開頭四句語言頗艱澀費解。第一句，“羈心”，羈旅者之心，亦即游子遷客之心，指一個被迫遠游為宦的人滿肚皮不情愿的心情。“積”，訓“滯”（見《莊子·天道篇》《經典釋文》注），有郁結之意。這句意思說在秋天的早晨自己郁積著一種不愉快的羈旅者的心情。接下來第二句說，既然一清早心情就不愉快，那么爽性盡情地眺覽沿途的景物吧。“展”，訓“適”，有放眼適意之意。第三、四兩句似互文見義，實略有差別。“逝湍”指湍急而流逝的江水，則“孤客”當為舟行之客；而“徒旅”雖與“孤客”為對文，乃指徒步行走的人，則當為陸行之客，故下接“苦奔峭”三字。夫舟行于逝湍之中，自然提心吊膽；但其中也暗用“逝川”的典故。《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因知此句的“傷”字義含雙關，既傷江上行舟之艱險，又傷歲月流逝之匆遽，與下文“遭物悼遷斥”句正相呼應。第四句，“奔”與“崩”同義，“峭”指陡峭的江岸。江岸為水勢沖激，時有崩頹之處，徒步旅行的人走在這樣的路上自然感到很苦。不過從上下文觀之，這句畢竟是陪襯，重點還在“傷逝湍”的“孤客”，也就是作者本人。所以“孤客”、“徒旅”是以個別與一般相對舉，似泛指而并非全是泛指。

第二節的四句全是景語。這中間也有跳躍。開頭明寫秋晨，下文卻來寫“秋晚”，而用“日落山照曜”一句來代表。這種濃縮的手法是我國古典詩歌的特點之一，而謝靈運的詩在這方面顯得尤為突出。“潺湲”，舊訓水流貌。但是緩是急，仍須研究。葉笑雪注謂“江水緩流的狀態”，疑未確。漢武帝《瓠子歌》（見《史記·河渠書》引）：“河湯湯兮激潺諼。”可見當訓水流急貌。何況“石淺”則水勢自急，必非緩流可知。“照耀”疊韻，是形容詞而非動詞，指山色明亮。“荒”訓大，訓野，與荒涼蕭瑟無關；“紛”，繁多；“沃若”，見《詩·氓》，形容樹葉柔潤茂盛。此四句“石淺”句寫水，寫動態，“日落”句寫山，寫靜態；水為近景，色澤清而淺；山為遠景，色澤明而麗。“荒林”句寫目之所見，“哀禽”句寫耳之所聞。全詩景語，僅此四句，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照理講它們并非主要內容。只是若把這四句刪掉，此詩即無詩味可言。可見情由景生，原是寫詩要訣。

第三節從寫景轉入抒情，卻兼有議論。“遭物”，指見到的客觀事物，即上文之淺石湍流、落日群山以及荒林哀禽等。“遷斥”有兩層意思，一是主觀上指自己被出為郡守，無異于受遷謫和貶斥，二是客觀上感到節序遷改推移，時不待人（“遷”指時間的遷移，“斥”有開拓意，指空間的轉換）。這二者都是值得傷悼的。但只要存有希望（“期”，期望，希冀，這里是名詞），就可以領悟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致因外來的干擾影響自己的情緒了。“要妙”，語見《老子》，指哲理的玄妙深奧。然而這種悟道的境界，只有太古時代的圣君賢哲才能心領神會，處于衰亂末代的人是無法理解的。所以作者說，“我既已持有（‘秉’，執也，持也）上古時代的圣賢的一顆心，哪里還在乎當今世人的譏誚呢！”“上皇”，猶言太古時代的帝王；“屑”，顧；“誚”，譏刺。從這里，讀者看得出作者同劉宋王朝的統治階級是互相對立的，這是豪門世族與軍閥新貴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最后矛盾激化，謝靈運終于以謀反罪被殺害。從歷史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這是絲毫不足為怪的。

最后一節，作者借古人以明志。“嚴子”，即嚴光，字子陵，本與漢光武帝劉秀同學，但他堅決不肯出仕，隱居富春江上，后人名其垂釣處為嚴陵瀨，即此詩所謂的“嚴子瀨”。其地在七里瀨下游數里，故詩人舉目可見。“想”，這里是名詞，指思想。“屬”，聯系到。“任公”，是《莊子·外物篇》里的寓言人物。據說他“蹲乎會稽，投竿東海”，用五十頭牛當釣餌，費了一年時間才釣上一條大魚，其肉足供從浙江到湖南這樣廣大地區的人民食用。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古人。嚴光是避世的隱者，而任公則象征著具有經世大才的非凡之輩。作者意思說自己縱有經天緯地之才，由于不合時宜，寧可做個隱士。結尾兩句，作者明確表示：即使不同時代的人也可以志趣相投，步調一致。言外隱指：本人知音寥落，當世的人對自己并不了解。從而可以推斷，上文作者所傷悼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