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一大會址南湖心得體會
參觀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有感
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舉行。
代表12人，代表黨員50多人。
會議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游船上舉行。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干中開始醞釀。
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
他們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系，并交換了情況。
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中國共產黨設置中央局 中國共產黨宣言 中國共產黨綱領（俄文譯稿） 中國共產黨綱領（英文譯稿）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廣州共產黨的報告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陳獨秀致中共一大代表信 李達、李漢俊在征詢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并獲得同意后，分別寫信給各地黨組織，要求每個地區派出兩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7月中下旬，設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博文女校，陸續住進了一批教師、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考察團的名義，來上海參加這次歷史性的聚會。
代表們到齊以后，就便在住處開了預備會。
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
會址設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住宅，大家圍坐在客廳長餐桌四周，室內沒有特別布置，陳設簡單，氣氛莊重。
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留日學生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
陳獨秀和李大釗因公務在身未出席會議，而在代表們心目中他們仍是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袖。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 兩位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了一大開幕會議，并發表熱情的講話。
馬林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第三國際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又多了一個親密戰友，并對中共提出了建議和希望。
尼科爾斯基介紹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況，要求中共把工作進程及時報告遠東局。
接著，代表們商討了會議的任務和議題，一致確定先由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工作，再討論并通過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最后選舉中央領導機構。
7月24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狀況和工作進程，并交流了經驗體會。
【心得體會第25句】：26日休會，用于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
【心得體會第27句】：28和29日三天，分別舉行三次會議，集中議論此前起草的綱領和決議。
討論認真熱烈，大家各抒己見，既有統一的認識，又在某些問題引起爭論，會議未作出決定。
7月30日晚，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
會議剛開始幾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這次會被迫中斷。
一大第六次會議剛開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擾。
首先闖入會場的叫程子卿，他是黃金榮的把兄弟，利用這層關系進入巡捕房，任華人探長。
原來馬林由莫斯科途經歐洲來華，曾在維也納被警察局拘捕，雖經營救獲釋，但其行動一直作為“赤色分子”被嚴密監視。
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警覺地說這人一定是“包打聽”，建議立即停會，大家分頭離開。
果然，十幾分鐘后兩輛警車包圍了一大會址，法籍警官親自帶人進入室內詢問搜查，沒有找到多少證據，威脅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這次沖擊雖然沒有帶來重大損失，畢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進行了。
轉移出來的一大代表當晚集中于李達寓所商討，大家一致認為會議不能在上海舉行了，有人提議到杭州開會，又有的提出杭州過于繁華，容易暴露目標。
當時在場的李達夫人王會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鄉嘉興南湖開會，離上海很近，又易于隱蔽。
大家都贊成，覺得這個安排很妥當。
中共一大會議后期，由上海轉移到 浙江省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
這是浙江嘉興南湖革命紀念船（仿造）的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第二天清晨，代表們分兩批乘火車前往嘉興。
兩位國際代表目標太大，李漢俊、陳公博也因經歷一場虛驚，都未去嘉興。
10時左右，代表們先后到達嘉興車站，在鴛湖旅館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畫舫。
這是一個陰天，下起了蒙蒙細雨，游人漸漸離去，秀麗的南湖顯得格外清靜優雅。
11時許，一大會議在緩緩劃行的畫舫上開始了。
南湖會議繼續著上海30日未能進行的議題，先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這份15條約700字的簡短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奮斗目標、基本政策、提出了發展黨員、建立地方和中央機構等組織制度，兼有黨綱和黨章的內容，是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
接著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對今后黨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鑒于黨的力量還弱小，決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會組織，指導工人運動和做好宣傳工作，并要求與其他政黨關系上保持獨立政策，強調與第三國際建立緊密關系。
下午5時，天氣轉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畫舫急馳而來。
大家因有上海的經歷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擺出麻將牌，裝扮成游客。
后來打聽到這是當地士紳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氣，會議仍繼續進行。
最后，一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
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
會議在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聲中閉幕。
一大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
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開天辟地大事變 觀后感
1921年夏，從上海里弄里三三兩兩地走出一群人。
他們之中有些人穿著長衫，有些人系著領帶，身著西裝。
他們說著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
幾天后，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
湖面細雨如絲，那艘精巧的畫舫里，突然傳出了低聲的呼喊：“共產黨萬歲
第三國際萬歲
共產主義萬歲
”微弱的呼喊聲迅速淹沒在雨聲中，然而，在中國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正在迅速匯聚，它將推動著中國革命的紅船，揚帆起航。
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
在中國現代歷史上，這是—— 石庫門——紅色火種傳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庫門房屋上。
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磚木結構，外墻青紅磚交錯，有著濃厚的中西合璧色彩。
這里就是聞名中外的中共“一大”會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
那帶有殖民色彩的礬紅色半圓形門楣，呈現巴洛克式卷渦狀水草花式。
粗重厚實的花崗巖門洞下，如潮的人群正從全國各地涌來，瞻仰紅色火種的傳播地。
叩響那對黑色石庫門上的閃亮銅環，人流與歷史在這里交織，肅穆與景仰凝聚成一種力量。
陳列柜中那些泛黃的書卷，是開啟歷史大幕的鑰匙，而那如織的人流不斷地探尋著歷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長串崇敬。
記者跟隨前來瞻仰會址的人潮，從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魚貫而入。
80年前，13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從這里步入會場的呢
會址的建筑格局恢復得與80年前別無二致。
建黨80周年前夕，這里又經歷了一次大規模整修。
會址紀念館的流沙玲副書記告訴記者：“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經遺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發現它時，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 1951年4月，經過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確定興業路76號、78號 為中共“一大”會址。
上海市委組織有關部門按當年原貌進行全面修繕，所有的家具、陳設均根據有關當事人的回憶按原樣仿制。
從它被發現的那刻起，對它的保護和修繕從沒有停過。
“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著這塊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風骨。
石庫門下，烏漆實心厚木門內是一方狹長的小天井，一間18平方米的客廳被擋在6扇落地玻璃長窗后，中央長形桌上鋪著雪白的臺布。
桌上放著紫銅煙灰缸、銅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還有一只荷葉邊粉紅色花瓶。
桌子四周圍著十五張椅子。
樹德里——歷史的大會在這里召開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號那扇黑沉沉的大門后，譜寫著中國革命史詩的起首句，它的韻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訪小組的記者把這里作為一個開端，探尋起革命先驅昔日的足跡。
1921年夏，操著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東、廣東、貴州口音的，乘長江輪、坐長途火車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們朝著同一個目的地——上海匯攏。
他們行動秘密，毫不聲張，以至于1952年，謝覺哉在回 憶當年的情景時說：“一個夜晚，黑云蔽天，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
后來知道，他倆是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 乳白色荷葉邊燈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發出黃暈的燈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
對著望志路寓所前門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叢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號是李漢俊和哥哥李書城的寓所。
李書城早年追隨過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北洋軍閥陸軍總長，“李公館”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圍清冷的環境，使中共“一大”在這里召開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夜幕下，代表們陸續到達會場，圍坐在長桌四周，8點以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
這一天，距離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還不到一年時間。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當時全國50多名黨員，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兩位著名的共產黨人陳獨秀與李大釗未能出席。
二十四歲的張國燾被推選為會議主持，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
張國燾在報告了大會籌備經過之后，提出大會的議題，即制定黨的綱領、實際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
他還念了陳獨秀交給陳公博帶來的信，信中談了四點意見：“一、黨員的發展與教育；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運用；三、黨的紀律；四、群眾路線”。
北京代表劉仁靜坐在馬林身邊，把張國燾的話譯成英語，講給馬林聽。
會上，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詞：“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
”馬林在會上滔滔不絕，講了很長時間。
散會后，代表們分批走出“李公館”。
和大多數上海人一樣，寓所前門望志路106號是關著的，代表們經后門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離開會場。
據有關人士介紹，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齊的會議。
博文女校——代表們曾經的住所 除陳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東旅社外，大多數代表住在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
幾經努力，記者被允許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訪。
記者從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轉彎，同樣是一座老式的石庫門房子，一樓一底。
如今，這里已經是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陳列部辦公室。
工作人員劉榮珠說：“為了保護這幢建筑，紀念館將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來，有人住在屋里，還可以做些日常維護。
”博文女校面積不大，二樓曲尺形走廊盡頭，第二進房間是代表毛澤東和何叔衡曾住過的屋子，現已恢復原狀：窗戶邊放著老式的小書桌，兩張木板床上鋪著草席，呈丁字形擺放，中間放著竹制書架，屋里一塵不染。
劉榮珠說：“當年從上海里弄里認出這幢房子時，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當地文化局的職工宿舍。
前些天，這里的老住戶回來看過，還拍照留念了。
” “一大”召開時，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
當時正值暑假，師生都已離校。
博文女校開辦于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徐宗漢，校長黃紹蘭。
代表們的住宿是李達夫人王會悟具體安排的。
當時，王會悟參加了上海女界聯合會，擔任《婦女之聲》的編輯，與徐宗漢、黃紹蘭關系很好。
她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向黃紹蘭校長租借教室，作為代表們的住宿地。
黃紹蘭一口答應下來。
會議7月25日、26日曾休會兩天，起草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等會議文件。
根據馬林在第一次大會上的提議，推選成立了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組成。
經過休會兩天緊張地工作，起草了黨的綱領和決議。
然而，今天會址紀念館的展示廳里，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卻沒有中文原本。
一些黨史專家告訴記者：“黨的‘一大’起草的綱領和決議的中文文件極其珍貴，可惜由于我們黨長期處于戰爭環境，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現存的只有俄文、英文兩種譯本。
俄文譯本原存于共產國際，50年代由蘇共中央作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資料，移交給中共中央。
英譯本是陳公博192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的論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附錄。
” 7月30日晚，舉行中共“一大”第六次會議。
會議依舊在八點以后舉行。
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
原定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然后討論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沒有來，據說，當時他鬧肚子，出不了門，只好獨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樓上的地板上。
會議剛開始不久，會場后那扇虛掩著的后門突然闖進一個穿著竹布長衫的中年男子（后據有關人士回憶，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長程子卿），他朝四下環視一周。
代表們問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詞地說：“找社聯王會長
”又說：“對不起，我找錯地方了。
”然后，匆忙退出。
距李漢俊寓所第三家確實是上海各界聯合會的會所，但各界聯合會沒有會長，也沒有人姓王。
馬林問代表，是否認識此人，代表們都說不認識，富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當機立斷：“一定是密探，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分別離開。
” 會議被迫中斷，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外，立即離開了會場。
十來分鐘后，法國巡捕房派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國士兵、三個翻譯共9個人包圍了李漢俊家，并進入室內搜查盤問。
他們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個多小時，除查到了一些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外，沒有發現可疑的物品。
室內抽屜里放著一份黨綱草案，因為涂改得很凌亂，字跡模糊，被巡捕房的人當做無關緊要的廢紙，踩在腳下。
闖入者一無所獲，離開后，還在這所房子周圍布下暗哨，監視進出人員的行動。
老漁陽里2號——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當晚12點左右，代表們不約而同地來到了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也是陳獨秀寓所。
老漁陽里2號離會場不遠，5月22日，記者花了些時間，在上海老城區一條條狹小而又繁忙的馬路間尋找。
在淮海中路臨街的水果攤邊，一位六十多歲的胖大媽坐在里弄口乘涼。
她不知道老漁陽里2號在哪里，卻反問：“你們是找陳獨秀的老房子吧
呶，在那邊，門口有塊牌子。
”老太太露出了一臉笑容。
才十來步路，記者就看到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新青年》編輯部。
黑色的大門緊閉，銹跡斑斑的門環貼在門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過的老式墻門。
只有左側一塊漢白玉的紀念牌還能說明這里是《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寓所。
記者用力地敲響門環，門里出現一位睡眼惺忪的婦女，她說：“來參觀的人太多了。
”她指著自己居住的房間說：“里面還有一塊紀念牌呢。
”五、六平方米的房間堆著一些家什，在長沙發上，一塊漢白玉的牌子告訴人們，這間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毛澤東也曾在此工作過。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這間屋子聚會，決定轉移會址，幾天后，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誕生了。
歷史像一位老人，從容地安排著一切。
法國巡捕的侵擾，雖然沒讓代表們受到直接損失，但代表和會址均受到監視，會議已不能在上海繼續進行。
為了安全，必須改變開會的地點。
有人提出轉移到杭州繼續開會，但大家覺得杭州過于繁華，容易暴露。
后來李達夫人王會悟提議，可轉移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召開。
嘉興南湖環境幽靜，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
代表們采納了她的意見。
茫茫大上海——尋訪代表后人 對中共“一大”的采訪已經進行了兩天，記者在繁華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總算采訪到了全部的舊址，也采訪到了眾多知情人。
但有一個念頭一直在我們心中纏繞：“一大”代表是否還有后人在世呢
雖然“一大”距今天已經過去了整整80年，但我們似乎有一種預感，在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
事實證明我們的預感是正確的。
就在我們打算離開上海的時候，偶遇會址紀念館研究員陳紹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
一位是王盡美的兒子王杰，另一位是劉仁靜的女兒劉文瀾。
在陳老不遺余力的幫助下，幾經波折，記者終于得到了他們的住宅電話號碼。
兩位老人聽說是要談談自己的父親，欣然應允。
5月22日夜，記者驅車趕往康平路找尋中共“一大”代表王盡美的兒子王杰。
上海的出租車司機一聽是去康平路，肅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這個。
”他豎起了大拇指。
80年過去了，上海的夜依舊涼爽而濕潤，然而，租界沒有了，一路行來，沿街的外企辦公樓高聳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王杰已逾古稀，當年王盡美趕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時，他還在母腹中。
老人是隨軍南下干部，后調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長，今日他還保持著軍人的習慣：穿軍褲，著布鞋，隨和而平易，一口山東口音，聲若洪鐘。
談起王盡美，老人頷首而笑：“我父親去世時，我才三歲，知道的不詳盡，大多是聽我奶奶講的。
”墻上顯眼位置掛著王盡美的遺像。
王杰說，這張照片還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墻里才保存下來的。
王盡美長期離家在濟南進行黨的活動。
反動軍隊知道王盡美是共產黨員，經常到他莒縣的祖屋騷擾，有一次還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鄰居湊了些錢，才贖出來。
老人還記得王盡美去世時留下的遺言，雖然這份遺書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卻道出一名共產黨員最真摯的期盼“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奮斗”。
道別時，王杰老人固執地要到家門口，目送我們離開。
5月23日，記者駐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們拜訪了劉仁靜的女兒劉文瀾。
這個名字讓人感到如此熟悉。
安順路那個小區綠樹環抱，鳥鳴陣陣。
劉文瀾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
她長得極像照片上的劉仁靜。
劉文瀾和丈夫陳良廷曾合作翻譯過《亂世佳人》、《教父》等書，名字為人熟悉也就不足為怪。
說到從事翻譯工作這一點，劉文瀾說：“是受父親的影響”。
劉文瀾饒有興趣地講述了劉仁靜生活中的許多趣事。
劉仁靜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兒、女婿。
他和女婿陳良廷坐在一輛三輪車上，談著談著，劉仁靜冷不丁地問了一句：“你是黨員嗎
”陳良廷說：“不是。
”劉仁靜不再做聲。
劉文瀾笑著說：“后來，我愛人說，我父親聽說他不是黨員，一臉不高興，他還是相信黨的。
”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歲高齡的劉仁靜清晨外出鍛煉時，不幸被公交車所撞而去世。
劉文瀾說：“父親的追悼會是在八寶山開的。
”告別時，我們看到劉仁靜的外孫女陳造容正在創作一幅以中共“一大”為主題的水彩畫：杏黃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會址背景，一團鮮紅的烈焰襯托著鐮刀、鐵錘，欲噴薄而出。
她說：“這是為紀念建黨八十周年創作的。
” 南湖畫舫——中國共產黨的搖籃 5月23日時近正午，中共“一大”會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展廳的結尾，面對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畫舫。
嘉興南湖與大運河相連，分東、西兩部分，形如兩鳥交頸，故雅稱鴛鴦湖。
比起杭州西湖來，嘉興南湖顯得小巧而精致。
湖面不大，當年虛稱八百畝，如今經航空攝影精確測定為624畝。
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鑲著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會場遭到破壞后，王會悟與部分代表提前趕到嘉興，在市內張家弄鴛湖旅館租下兩間房，并托旅館的賬房雇了一條游船。
另一部分代表們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車南下。
陳公博則因30日晚開會時的變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東旅館又發生了一起兇殺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靈隱寺安心靜養去了。
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不便繼續出席會議，沒有同行。
在嘉興城老城區，記者找到那時被稱作張家弄的馬路。
如今嘉興已將其拓寬改稱“勤儉路”。
據當地的地方志專家介紹，舊時張家弄是嘉興城最熱鬧的處所，唱戲的、變把戲的、說書的，濟濟一堂。
王會悟當年租下的鴛湖旅館，在當地屬“星級”較高的。
然而，它的繁華只能在南湖紀念館的展廳中才能看見了：兩層回廊式結構，頗有氣派。
50年代嘉興舊城改造，鴛湖旅館也隨即灰飛煙滅，向老一輩的人打聽，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儉路上的人民劇院。
5月25日上午，記者找到人民劇院后門，一群劇院工作人員正在拆洗座套。
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工人說，鴛湖旅館就是這里，要說它的歷史，那就長了，以前它對面是五芳齋粽子店，熱鬧著呢，后來拆了。
趕往嘉興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許當時就從記者所在的位置上，緩步走向南湖的獅子匯渡口，開創了一段偉大的歷史。
南湖湖心島煙雨樓如今成了攬勝之地，東南方那艘精致畫舫停泊岸邊，南湖革命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介紹：“當時紅船就停靠在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時這里是很僻靜的。
”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時左右，代表們先后到達嘉興車站，在南湖附近的鴛湖旅館稍事休息后，借用一葉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畫舫。
這一天是陰天，間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條游船，代表們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較僻靜的水域，用篙插住。
泊船東南向斜對著南湖湖心島的煙雨樓。
湖上細雨如絲，聽來如軍士銜枚急走。
王會悟坐在船頭望風。
開會時，還特意將帶來的麻將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
船艙里，金碧輝煌，每根柱子都刻著金色盤龍。
四壁雕著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飛鳥。
橫匾上鐫“湖光彩月”。
甩掉跟蹤的密探，遠離人喧車囂的上海，如此安謐，如此秀麗，淺綠色的湖上飄著翠綠色的菱葉，中共“一大”最后一次會議就在這里召開。
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處是留聲機唱京戲的聲音，酒龍詩虎，呼盧喝雉，一派喧鬧。
5點左右，湖上出現了一條小艇，代表們以為是政府巡邏艇，曾暫時停止開會，當得知是私人游艇后，會議照常進行。
那張被密探忽視的“廢紙”，成為代表們字斟句酌的文件。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綱領》第一條為：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
黨綱明確地聲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組織原則以及與其他政黨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學說為理論建立的。
接著在南湖的這艘游船上，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并選舉黨的中央機構。
下午6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共“一大”圓滿結束，代表們當夜離開嘉興城。
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
那艘在波濤中輕輕搖晃的畫舫，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搖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