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同志曾對一個美國華籍作家代表團說:“晨近，我讀不少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我感到，我們現在的作家和作品超過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對近幾年來大量涌現的作品，其中包括有關道德描寫的作品，做出這樣的估價，不是主觀臆斷，有其客觀的依據。

時代的需要是這些作品產生的社會原因，但同作家的辛勤勞動也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珍惜這一豐富的精神成果，在進行文學欣賞的同時，自覺接受其正確的道德教育，凈化自己的心靈，提高思想境界，并在現代化偉大建設事業中做出更大的貢獻。盛人至深的遣德情感，反之，也可以展覽乃至兜售腐朽的ii"_貨色，敗壞人們的胃口。關于人性的問題上爭論了十年，在實踐上也探索了兒十年，仍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過去，由于受“左”，我們在理論時至今日，的思想的影響，不許文學作品表現入們正常的思想感情，否則就是“人性論”，就會遭到批判。對此，周恩來同志曾嚴正指出:“一切都套上‘人性論’，不好。”近幾年來，我們的創作已突破了長期“左”的思想的束縛，借助人性的正確描寫，大膽表現人的道德品質、思想感情，取得了長足的突進。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隨著文學創作的思想解放，在當前的文學作品中，有關人性描寫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有些作品把無產階級的人性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人性，或者相互混淆，或者相互對立，以抽象的人性取代了具體的人性。階級性和社會性在人性的描寫中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有的則是不分社會、不分階級的所謂人類共通的思想情感。例如，有的作品寫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不單抹去他前半生對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且還把他樹之為人性美、道德美的最高典范。有的作品把舊社會寫得充滿人嘩，把新社會寫得壓制人性，有人性良心的是地主階級人物，而不是共產覺員、革命者，相反，共產黨員、革命者卻被描繪得不講人情、不通人性，還有的作品，對人物關系的處理，不惜敵我顛倒，過去是沙場的死敵，而今卻成了握手言歡的摯友，甚至把過去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說成是一種歷史的誤會。友誼是道德內容之一，如果以人性論為基礎，抽去其中的階級內容，做這樣是非敵我的顛倒，顯然不是我們所要的。

上面提到的這些文學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擾是表面上都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多年來形成的左傾思想，有很大的欺騙性，而實際上卻暗暗傷害著我們的理想和信沖，因此，應當予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