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理想App終于上線了一檔講述“中國通史”的節目——。

這檔節目改編自理想國暢銷多年的經典書目《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也是國內一套前所未有的通史讀本。稍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講談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這套叢書更是集結了日本十位一流的史學名家，從“他者”的視角，講述了從舊石器時代到抗日戰爭的中國史。

而看理想推出的音頻特制版《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在書的基礎之上，經由看理想編輯團隊的深度改編，并邀請專業歷史學者進行監制和講述，不僅將原著中枯燥難讀的部分梳理得更加清晰，補充了許多專業知識的解釋，還通過精心的配樂和后期制作，讓節目變得好聽、耐聽。

節目的第一季，帶領我們回到了中國的神話時代與夏王朝。有意思的是，作為這部通史的開卷，第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學的宮本一夫教授，并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位考古學家。

第一卷還有一點大不同，那就是其后九卷所敘述的歷史跨度總計為三千多年，而第一卷的內容就已遠溯至一二百萬年前，主體敘述則距今約一萬年前。

其實這是從一個側面告訴了我們，只有考古學家用他們的“手鏟”，才能挖掘出文字誕生之前，那些遠古時代所留下的無字地書，由此“拉長”中國歷史，帶著我們去回顧一段真正完整的中國史的開端。

今天與你分享宮本一夫教授早前的一篇采訪，看看為何要從國內少有的考古學角度，來闡釋中國的史前文明。

文 | 張耐冬

讀本科時，閱讀錢穆的《國史大綱》正是一時之風尚。翻開此書，就看到醒目的一行“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于是懷著敬畏之心認真閱讀，其中“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一條深得我心——歷史就應該是有溫度的，我們讀歷史亦自當有溫情。

幾年之后，看到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回想一下，和《國史大綱》同時流行的，還有《中國可以說不》和文化散文，便意識到“溫情與敬意”不應作為了解本國史的基本態度，對于歷史意識淡薄、民族情緒翻涌的國度尤其如此。

還原悠遠古史的原貌，最擅長的還是考古學家。他們用自己的手鏟，使深埋于地下的秘密重見天日，告訴我們一個不同于文獻所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文明演進史。

然而，在我們的通史類著述中，從考古學的角度描述古史的作品并不多見，以致談及史前史時，人們還是會回到三皇五帝的傳說中去。

宮本一夫所著《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 夏王朝》一書作為“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的第一部，正是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解說中國史前文明的著作。

此書并沒有把注意力放在史前神話與傳說上，而是利用已有的考古學成果，對中國史前史做了貫通式的講說。作者以呈現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特殊性為主旨，試圖從一個個考古遺存中提取出中國史前史的單元與序列，從而復原文明演進的歷程。

因為寫作時的目標受眾是日本讀者，所以書中并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溫情與敬意”。不過這并不影響此書對史事分析的準確性，考古學家的謹嚴滲透在字里行間，一切以可驗證的考古資料為依據的宗旨在書中也處處可見。

在宮本教授看來，考古學家的責任是對考古遺存進行研究，盡一切可能將某個遺存中所反應的歷史場景復原，藉由相關的遺跡和器物再現當時的社會秩序、統治水平和經濟狀況，而不是將某個考古遺址與文獻中記載的上古圣王做簡單的對應。

這正是考古學家與單純依靠傳世文獻講述古史之人的區別：文獻對古史的記載往往是后人所做，敘述時帶有時代意見在所難免，講述的相關事跡也很難被證實或證偽，故而只有“信”與“不信”二途；而考古學家通過對器物類型的研究，可以推斷出文化演變與傳承的軌跡，利用各類遺跡，可以考求某個時代的環境生態與生活細節，而這些研究都是在相對嚴謹、規范的科學態度下進行的，不涉及信仰，更無關情懷。

在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宮本教授主要是在通過不同考古學文化中器物之間的關系講解早期國家產生過程中的若干細節。相對于一些熱門的話題，他更關心的是夏代的文明內涵與國家特色。

與宮本教授交談之后，我想起另一個有趣的話題。陳寅恪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時提出一個看法：研究中國哲學史，就必須對古人的學說有一種“了解之同情”。

所謂了解，就是要知曉古人著書立說的時代環境與論點的指向所在；所謂同情，就是要用古人的思維來思考，用古人的思路推演其學說的內在邏輯。

這本是不錯的，研究古代思想，就必須復原當時的社會場景與古人的思想世界。不過，若研究史前史，就目前的階段而言，所能做的恐怕只有“了解”。立足于考古學的角度重新書寫史前史，梳理出歷史脈絡就非常不易，而史前文明中的古人思維，恐怕不易推知，與其像先秦諸子般競言古人本意所在，莫若先不帶任何主觀意見地求了解。

從宇宙洪荒的遠古時代到夏商時代的早期國家，需要我們認真去“了解”的信息太多，而有關夏商以降的歷史，傳統的王朝敘述模式和包括考古學在內的科學研究方式存在的沖突之處只有比夏商以上更多，“了解”也就更顯重要。

了解之后，才能選擇同情或批判，而了解真實的歷史信息，也是擺脫歷史迷思的唯一道路，就像那句古老的箴言所說的：“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以下為訪談內容

01.

經濟觀察報：最近若干年，中國的地方政府在為考古遺址命名和保護時，好像特別重視您在書中所說的“神話”因素，喜歡將考古遺址比附于文獻中的某個神話人物，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宮本一夫：把考古遺址和神話傳說進行直接的對應是不嚴謹的，特別是沒有直接的文字證據時，不能夠根據后代文獻的記載徑直判斷某個遺址和神話傳說中的哪一位著名人物有關?？脊艑W家面對這些遺址的時候，主要的工作是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確定這些考古遺址的大致年代，對遺址所反映的生產技術、社會生活狀況、文化習俗等歷史信息進行復原，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文獻中記載的神話，不可信的地方太多。

從神話被記載的情況來看，這是一個帶有目的性的行為。在司馬遷的時代，比較公認的只有五帝的傳說，三皇的傳說只是以片斷的形式存在，而盤古的傳說最先是南方民族的神話，三國時代以后才被中原文獻記載。史前神話之所以能夠被記載并流傳下來，主要源自當時人們的需要。

在進入到發達國家的秦漢時代，人們想要知道自己祖先的事跡，也想知道天地萬物的起源，于是就把相關的神話收集起來并且進行加工，隨著人們的需求越來越多，對歷史的追溯也就越來越久遠，內容也相應地變得越來越豐富。這種被不斷拉長、不斷豐富的神話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不斷追加上去的，也就是說它可能不是真實存在的，即便存在，在記載的過程中也被加入了很多夸張的成分。

從另一個方面看，神話被記載下來時，其歷史信息已經不完整。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五帝本紀”時，去做過實地采訪，對黃帝到堯、舜這“五帝”的活動區域進行了調查，尋訪古跡，同時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傳說，然后將他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這說明他當時所依據的文字資料不夠充分，很多事跡沒有留存下來。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距離傳說中五帝的時代大概有三千年之久，就像我們現在和商代的時間間隔一樣。我們現在要寫商代的歷史，已經有很多難以知曉的問題了，司馬遷的時代沒有考古學，寫作的困難應該更多。相隔時間太長而且資料不足，造成了文獻記載中的古史神話有很多不可信的內容。

02.

經濟觀察報：您說到中國文字的產生原因與用途和西亞存在較大差異，這讓人想到張光直先生的一個觀點。他認為環太平洋區域進入文明社會的原因不是因為經濟發展或商貿的促進，而是依靠世俗政治權力造成的財富集中，這是不是甲骨文多用于祭祀的真正原因所在？

宮本一夫：是的，這其實是東亞早期國家的特色之一。東亞地區的早期國家具有和其他地區不同的若干特色，其中之一是強烈的家族色彩。

在中國的早期國家階段，社會階層的區分主要依靠家族的社會地位，核心家族的成員是國王身邊最重要的統治助手。

而在西亞的早期國家中，家族的色彩就比較弱，作為社會單位的家族很早就被其他因素取代。在西亞的早期國家中，官吏的選拔標準主要是其個人的能力，其家族出身并不作為參考因素。

但是二里頭也好，商代也好，這些文明程度極高的早期國家中，都可以看到家族的作用與影響，這就是和西亞以及后來的歐洲文明不同的發展道路，家族關系不瓦解也可以進入早期國家，這有可能是東亞的傳統。

中國早期國家的這種文明特色可以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討論一下，因為這種傳統對后來的文明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呈現出和歐美文明不同的面貌，所以不能以歐美文明作為惟一的尺度來衡量亞洲的文明狀態。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中，家族并不是早期國家階段主要的社會關系，這種看法應該改變一下。

在他們生活的時代，亞洲并沒有科學的考古發掘活動，有關史前文明的資料不足，他們對亞洲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因此在概括國家產生的原因時并沒有考慮到亞洲的特殊性。

當時歐美國家在經濟和技術上領先，歐洲知識界普遍持西方中心論，他們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將歐洲的歷史發展過程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認為只有家族關系被打破、社會普遍被分為若干階層或階級，才進入到國家階段，而將家族關系未受徹底破壞的亞洲文明定義為“亞細亞生產方式”。

他們根據對清朝時期的中國和莫臥兒王朝統治下的印度的認識，得出了亞洲的帝國統治模式非常落后這一結論，并將亞洲與歐美的實力強弱歸因于文明差異，認為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使中國和印度長期處于發展停滯狀態。

很顯然，這種觀點是片面的，現在我們掌握的考古資料可以證明中國、印度等地區早期國家的特征之一就是保存了酋邦時代家族勢力擁有的社會影響力，而且在強大的家族勢力支持下，國王們通過政治手段將社會上的各類資源集中，催生了早期國家。

在這種靠政治力量壟斷社會資源的早期國家中，經濟的發展不是推動國家產生的最主要原因。

03.

經濟觀察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為了確定傳說中的夏王朝與商周時期的歷史紀年，實施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夏商周時期的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確定”了時間，不過相關結論也受到了學者們的質疑。您如何評價這一成果？

宮本一夫：給夏商周的歷史排出時間表，和近些年國家主義的抬頭有關。在天文學測算等現代科技的支持下，古埃及的歷史時間表已經大體明確，那為什么中國不能給夏商周這些早期的王朝排出帶有確切紀年的時間表呢？——這是推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人要做這項工作的基本心態。

夏商周斷代工程有一些基本的目標，比如劃定夏朝的大致年代、確定早商時期的基本時間線索、認定晚商到西周共和元年之間的確切年代，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說，要完成這些目標是很難的。

傳世文獻的記載存在疑點，需要結合考古資料來證實或證偽，然后才能作為確定年代的依據；而甲骨文、金文這類可信度比較高的材料中的歷史記載，也不易真正落實。比如有些西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提到“王某某年”，但沒有說是哪個王，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只依靠碳14測定來確定年代是具有很大風險的。

利用碳14測年代的技術有大約幾十年的誤差，而西周的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年左右，幾十年足以造成一兩代的偏差了。像甲骨文、金文這類比較原始可信的記載都無法實現對年代的確定，更何況是可信性值得懷疑的傳世文獻呢？

技術問題之外，還有如何認定一個王朝存在時間的問題。

早商時期的歷史，因為沒有文字資料，我們只能根據考古發現來做研究，可是考古學無法在沒有文字證據的情況下認定某個遺址是否屬于某個王朝，也無法確定某些遺址是否屬于同一個政權。

比如說，我們能夠確認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遺址同屬二里崗文化，但是它們是否同屬于一個“商王朝”，我們不知道；它們和后來晚商時期遺址的統治者是否為同一個族群，我們同樣不能下結論。

因此，即便我們對這些遺址所做的考古學年代測定是準確的，也無法將之作為商代存續時間的依據。周代和商代的情況是這樣，比這兩者都要早的夏代紀年如何建立，更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我個人看來，夏商周斷代工程最有價值的方面，就是它集合了大批的學者進行綜合研究。除了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之外，很多自然科學的學者，比如天文學家也加入進來，大家共同探索早期中國的年代學問題，這本身就很有意義，可以建立一種古史綜合研究的方法，其意義超過了得出確切紀年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