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08年，我被派往德國慕尼黑學習，為期一年。起初，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很高興，高興之余卻有點兒擔心。前不久，我和妻子離婚了，5歲的兒子小龍跟我生活。兒子能跟我一起去德國嗎？不久，我和兒子的簽證下來了。
　　
　　到了慕尼黑，我在郊區租了一套房子。我的鄰居是位社區志愿者，別人都叫她勞倫斯太太。一天，因為要上一天課，我就帶著兒子登門拜訪勞倫斯太太，請求她幫我照看。勞倫斯太太答應了。此后，我天天上課，勞倫斯太太和小龍相處得又好，我就繼續拜托勞倫斯太太。我的課程很緊張，有時到了晚上10點以后才去接小龍。勞倫斯太太不斷囑咐我早點兒回來，表情越來越嚴肅。一天，我正在上課，負責管理培訓事務的巴拉克突然將我喊去，告訴我有人要起訴我。
　　
　　我用顫抖的手打開郵件，法院的傳票出現在我面前：“尊敬的先生，一個官司可能與您有關，請您在接到信件的5天內到法庭接受調查。”我打電話到法庭咨詢，負責我這個案子的法官說：“您的鄰居告了您。”
　　
　　勞倫斯太太告我什么呢？是不是我看電視的聲音大？自從她提出來后，我天天戴著耳機看電視。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又是因為什么呢？猶豫再三，我敲開了勞倫斯太太的家門：“您好，勞倫斯太太，我聽說您要告我？”勞倫斯太太說：“不錯。我覺得您對小龍的態度有問題，沒有履行父親的義務。”我要求勞倫斯太太撤訴，她搖搖頭說，一定要通過法律的途徑，讓我知道身為人父的義務，還說可以幫我請律師。我用中文說了句“黃鼠狼給雞拜年”，也不管她懂不懂，扭頭就走。
　　
　　第二天上午，勞倫斯太太來敲我的門，并帶來一些資料。她告訴我，這些都是當地一些律師的資料，讓我從中選一個。這讓我很吃驚，若在中國，勞倫斯太太肯定會被人說成“二百五”。她既然這么有“誠意”，我就依著她，也好見機行事。不一會兒，勞倫斯太太就幫我選了一個律師。下午，名叫施奈德的律師來找我：“您好，勞倫斯太太找到我，希望我成為您的律師，希望我能為您贏得這場官司。”
　　
　　在法庭上，勞倫斯太太的律師很厲害，只用了幾句話就讓法官知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里，孩子基本都在睡覺，根本沒什么交流。我的律師施奈德說，外國人和德國人教育子女的觀念不同，這是讓勞倫斯太太“誤會”的原因。此時我才知道，施奈德并未和勞倫斯太太串通。
　　
　　法庭認為，勞倫斯太太的訴求應該得到支持，不過，我畢竟不是德國人，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和德國人有差別是可以理解的。判決要求我在德國期間，每天抽出3個小時和孩子交流，同時要求勞倫斯太太監督，法庭定期派人來探訪。這時，我明白了勞倫斯太太的苦心，她用她的固執告訴我，既然身為父親，就要履行義務，甭管有多忙。也許正是為了幫我履行父親的義務，德國才允許兒子跟我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