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知道，漲工資一般是發生在物價上漲之后的。如果漲工資增進幸福感，那么物價上漲就是破壞幸福感。網上有人寫道：“昨天去西單地下廣場的那個豆花莊吃小吃，以前10塊錢一碗的涼面竟然漲到了13塊錢一碗，鴨血粉絲湯也漲到了7塊錢一碗，可是那量卻一點也沒多。我旁邊一個滿頭華發的老太太端著一碗豆花喃喃自語，怎么什么都漲價啊，前兒吃還7塊錢呢。”
　　
　　首先，誰漲了工資便意味著他的購買力得到提高，購買力與滿足人的基本欲望直接相關。滿足欲望正是一般人對“幸福”最本能的理解。這種推理帶給人的其實是一種無奈的幸福幻覺。由于公共信息的缺失，一般老百姓很難弄清漲工資和漲物價之間真正的消長關系。
　　
　　其次，誰漲了工資都會覺得自己有“運氣”，而這種感覺比多買一碗涼面或鴨血粉絲湯更能讓人覺得幸福。心理學家考斯米德斯和托比指出，“幸福來自某種意外的好事”。漲工資便是這樣一種被視為“運氣”的意外的好事。漲工資并非人人都漲或一樣地漲，有的人漲，有的人不漲，有的漲得多，有的漲得少。這是有幸漲工資者覺得幸福的一個主要原因。“運氣好”不只是自己覺得幸運，還會受到別人的羨慕。
　　
　　心理學家列爾里說，“受到別人羨慕和贊揚特別能讓人覺得幸福”。20世紀70年代，在工資長期停滯后漲工資，幅度比現在小得多，每個月漲5塊錢就不得了了。然而，這區區5塊錢卻足以讓人擠破頭地去爭。漲了工資的會覺得非常驕傲、光榮，在別人的羨慕和妒忌中享受到一種幸福感和優越感。
　　
　　但是這種幸福感是極為脆弱的，并不能持久。那往往不過是一種“比下有余”的暫時的心理滿足，因為它隨時都在被“比上不足”的不幸福感所抵消。
　　
　　就算是大家羨慕的公務員，工資漲在別人前面，但與某些“國企”人士一比（更不要說富豪大款們了），便覺得自己十分寒磣和委屈。他們仍然屬于那些不能不為大蒜、大蔥、涼面、豆花和豬肉漲價操心的人群。
　　
　　漲工資的幸福感是收入帶來的幸福感的一個部分。許多研究都發現，對于幸福感來說，收入是一個相對的因素。當人的生活基本欲望得到滿足，且有了相當程度的保證時，收入對于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會大大減弱。人們常說的“錢買不來幸福”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說的（當然也有那種錢越多越貪婪的變態的幸福）。那些因漲工資而覺得幸福的絕大多數人，他們的基本欲望滿足還沒有達到“錢買不來幸福”的程度。對他們來說，收入的多少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需要，柴米油鹽、子女的教育、醫療、房貸，等等。因此無論他們自己覺得如何幸福，他們其實并不生活在哪怕還只是物質性的幸福之中。
　　
　　美國的“加圖研究所”有一項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經濟收入與幸福的關系，必須同時考慮到大的制度環境。“社會公正”要比只是“碰運氣”的漲工資更能帶來具有普遍意義、真實意義的幸福感。該研究還指出，前東歐國家人民的收入在當時不能算低，但人民的幸福感卻比不上一些雖然貧窮但卻相對政治自由、人民可以批評不公正分配制度的國家。
　　
　　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家格里薩爾指出，幸福是包含價值目標的，因此，人們追求幸福的行為有時會顯得是在降低自己的幸福。例如，有人覺得把錢花在別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來得幸福（慈善捐款便是如此）。這種幸福是一種獨立、自由選擇的幸福。自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條件，不只是支配收入和金錢的自由，還包括運用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自由。
　　
　　注重價值觀是“德行倫理”思考幸福的特點。幸福不只是感到滿足或快樂的情緒，更是一種關于“好生活”的理念。
　　
　　好生活的“好”是用“幸福”這個概念來表述的，亞里士多德覺得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是一種進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種以德行為目的的行為，“幸福是一種完全合乎德行的現實活動”。許多人“以生活享受為滿足”，更有許多人過著一種“明顯奴性的生活，然而，卻顯得很是幸福”。
　　
　　20世紀后期出現了一些對幸福進行計量統計的“幸福經濟學”。例如，有的用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作為指標，發現雖然富國比窮國的幸福度要高，但當人均值達到1。5萬美元后，平均收入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便幾乎不再發生影響。中國人均收入遠低于這個水平（至少對普通老百姓是如此），這成為漲工資特別能提升幸福感的一個原因。在收入之外，還有許多影響人們幸福感的因素，如免于焦慮和恐懼，人身、未來或食品安全有保障，有干凈的環境、良好的醫療條件，政治權利、社會福利得到保障，等等。當人們感覺到這些因素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成為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時，漲工資便成為唯一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惠”。于是，它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也就帶有諷刺性地，表現得特別明顯和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