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代的學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無論思想、立場持左持右者，對教育的批評驚人地一致。如李零教授正告當政者語：“大學不是養雞場。”如錢理群先生的名言：“我們的教育培養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如資中筠先生說我們的大學教育：“招天下英才而毀滅之。”無論地位是高是低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有條件的，送他們到國外去讀書。這種送，是國人最后的底線，是一種血緣之善：自己可以忍受痛苦，而把孩子送到宜居宜學的國度。
　　
　　在移民赤字、人才赤字中，我們的留學赤字也是相當驚人的。我國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新西蘭等國的第一大留學生生源國，在我們兩三千萬的大學生中，堪稱精英的100多萬人在海外。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外國留學生占其全國大學生總人數的比例都在10%以上，我國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幾。中國人到美國留學的人數是美國人來華留學人數的10倍以上。
　　
　　不用說漢唐時的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末世，也少見這樣的教育。考察中外教育，同樣寒窗十年，我們教育出來的人跟人家教育出來的人難以相提并論。資中筠先生說，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思想。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中國的人種都會退化。
　　
　　這樣的教育一如霧霾，大概是我國人的業力或宿命。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和孩子要尋求出路，除了出國一途，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自救，同舟共濟。借魯迅的話，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成功人士，不要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在跟人的互動中，去尋找同道，尋找真正可以師法的健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說人格高尚者才配做我們的老師，這話在今日語境中顯得“高大上”。潛規則流行、“三觀”盡毀的道德現狀，使得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為當代國人身上的普遍現象。斯文掃地，師道無尊嚴，也成為大家嘆息又無可奈何的現象。也許只有在我們這里，老師才被學生稱為“老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們被很多人漠視、輕視甚至仇恨，“新三座大山”中即有教育大山，“眼鏡蛇”荼毒國人被列入民謠，這些現象并不讓人意外。
　　
　　“古之學者必有師。”今天很少有人稱贊自己的老師。鄧康延先生主持拍攝的《先生回來》紀錄片中，選取了民國史上的幾位校長、老師，在北京798展覽時，曾創下一周10萬人參觀的奇跡，就是因為在師道、師德問題上人們產生了深切的共鳴。
　　
　　這是一個讓我們說來不免羞愧的話題。但任何輕薄都有違東西方文明對師道尊嚴的規定。“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者，天地君親師大倫中之一倫也。跟教書匠不同，跟愚民愚人者不同，師者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唯有這樣的師道、師德加持我們，我們的人生在頑時才能提升為廉，在懦時才能立志，在怯時才能勇猛精進，在薄時才能校正得敦厚，在鄙時才能轉變為寬廣。
　　
　　師道，在中國語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這種大學之道，就是要把人從“子民”“百姓”“小人”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義，達到至善至美的境地。這就是《大學》開宗明義強調的，也是朱熹一再稱道的“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從《大學》等文獻中可知，中國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養豐富的人、全面的人，《大學》所弘揚的人格德行更接近于現代社會的公民人格。《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從《大學》中還可以推論出，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階段的人還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顧小家停留在齊家階段的人也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止于治國階段的人仍不是君子大人，他們既不擁有傳統意義上的“大學之道”，也不具備現代文明社會的公民人格。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的“大學之道”與其他文明的圣哲心地相通。蘇格拉底坦言：“我試圖說服你們每個人不要更多地考慮實際利益，而要更多地關心心靈的安寧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慮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判別一個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為標準，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組成。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對人類社會提出了一個原則：“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我們因此可以理解，在傳統中國，師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國人的理解，天佑我們，以君，以親，以師來加持我們。在這中間，師者的心地是最為自由、光明、高尚的。尊師重道是我們的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是因為，“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老師決定了學生一生的命運。師者對學生的引導，就是“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禮記》中明確地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大學》則深諳人性中的陰暗和果報：“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說話不講道理，人家也會用不講道理的話來回答你；財貨來路不明不白，總有一天也會不明不白地失去。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當代中國的很多怪現象，有些學官、教授為大眾嘲笑、詛咒，即在于他們的狂悖，他們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為一個個笑話，他們是“教育霧霾”的制造者。
　　
　　由此我們能夠理解具有什么樣的人格才配做先生，沒有德行的人其靈魂也是陰暗猥瑣的。今天我們社會上流行的成功學和官本位文化，在有尊嚴者心中，只是“世祿”，它們既非我們的師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標，但遺憾的是它們仍為很多人師法，它們仍在流行。它們的流行讓我們與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靈相暌違。古希臘的圣賢伯里克利說過：“我們既關心個人事務，又關心國家大事……毫無疑問，那些深知戰爭的災患與和平的甜美，因而能臨危不懼的人，才稱得上具有最偉大的靈魂。”
　　
　　考察東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便可知，人格之涵養是人生社會的終極目標。中國人講“與天地參”，即是此意。這種頂天立地的人格養成，并不高深，因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儒、釋、道在此殊途同歸。而西方人在此的詩意仍然一致：康德說，“人是目的”；兩千年前的伯里克利則驕傲地說，“我們雅典總的來說是希臘的學校，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具備了完美的素質，都有資格走向沸騰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最優雅的言行舉止和最迅速的辦事作風”。
　　
　　在我國很多地方，都能見到這樣一副對聯：“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這是乾隆皇帝為孔子寫的。孔子作為老師是當之無愧的，我們可以從孔子和其弟子的關系中學到很多東西。那樣的人生境界，今天仍讓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