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一年，老師告訴我們：“想要成績好，就不能交朋友！你們看看有哪個狀元是一下課，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他的話，成為我青春期孤僻、行為詭異的啟蒙和理論支撐。我的高中同學后來形容我說：“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個破耳機聽個破Mp3走在破路上。”
　　
　　我每天一個人走路，一個人馬不停蹄地吃飯，一個人在學校超市采購。后來，就基本上斷絕了和同學正常的言語溝通。也許是因為我老是聽著耳機，別人經常滔滔不絕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才意識到，拿下耳機十分無知又無奈地問：“啊？”于是人們漸漸地就不怎么找我說話了。
　　
　　于是，我就開始自己給自己寫小紙條，老師只是規定要寫上每天的學習任務，但是我一寫就悲從中來，控制不住自己，中間還插播我編造出來的文學理論、人生哲理、課堂笑話和生活常識，比如“用手輕輕地擊打后腦勺可以增進思維”……一張紙正反兩面都寫不下。
　　
　　不知道為什么，每次自習或者考試，我在做題的空隙抬頭，看到無數埋得低低的頭和突出的肩胛骨，總會有一陣莫名的悲憤和眩暈，有時候甚至突然氣得兩眼泛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覺得簡直太沒天理了。
　　
　　學校規定晚上11點熄燈，大多數人為了熬夜在學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沒有租房的條件，只能偷偷開著應急燈學習。學到凌晨3點鐘，我經常會拎著應急燈在寢室樓里走來走去，一方面是睡不著，另一方面是想偷窺其他人的勤奮程度。2007年，武漢的冬天前所未有地冷，我在寂靜的走廊里逛來逛去，凍得瞬間沒有知覺。
　　
　　凌晨3點鐘，很多寢室都還透出光來，有人還在學習、學習。學習是不妥協的、嚴厲的，必須學習，不惜一切代價，而且沒有幻想。
　　
　　在應急燈的照耀下，對面的墻上被投射出一個個巨大的黑的彎曲的側影。
　　
　　那一年留給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餓，每時每刻都在覓食。上晚自習的時候，要是聽見輕微的撕開食品包裝袋的聲音，全班就會立刻萬籟俱寂，所有的人都引頸顧盼，看看是誰有了吃食。
　　
　　我記得那個時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個保姆，每天傍晚給他送晚飯，有時飯菜不好吃，他只吃兩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飄過來，我饞得全身陣陣虛脫。
　　
　　這種“餓”多半還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處于恐懼、忐忑之中，無論吃了多少東西，心里還是空落落的。在沒有任何娛樂可能性的環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壓抑和窒息，都要自己吞咽消化。
　　
　　在那一年，唯一動搖了高考絕對權威的事情，就是汶川地震。地震發生之后，我們不被允許看地震的圖片、錄像和新聞，害怕心情受影響。那時，老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熱點新聞和感人短文作為高考作文素材印發給我們，這長達五六頁的材料，幾乎就成了我們獲知地震新聞的唯一途徑。高三的我們仿佛被碩大無朋的箱子關住，只能從砰砰的敲擊聲中猜測大概發生了什么。
　　
　　同學們違背老師的要求，買了很多報道地震的報紙和雜志，上課壓在課本底下看，下課傳給同學看。仔細看過的同學總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復過來，但是永遠無法徹底恢復。那是一種恐懼，你可以暫時忘記它，被解析幾何、模擬考試排名、錄取資訊吸引過去，但是你總會回到那里，又讓這種恐懼和悲憫成為所有思考的中軸線，因為它從未離開過我們，它是良知的經緯線。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國家大喜大悲的波動頻率重疊交融，難舍難分。回想這近十年的青春，盡管有幾多乏味與蒼白，不能像聶魯達一樣說“我承認我歷經滄桑”，但至少有這個難以忘懷的尾巴，讓這段“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承平歲月不至于過于相形見絀。
　　
　　2009年，遭遇了經濟危機，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會因此縮一點水，短一點斤兩，打一點折扣，在嚴峻現實的逼迫和注視下，青春的不切實際好像有點過于奢侈了。
　　
　　我想起魯文·達里奧講過的一個寓言，故事說的是伊甸園里，有一株最美麗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對她說：“你的確很美，不過你沒有用。你看看對生靈有所貢獻的大樹，玫瑰啊，只有美麗是不夠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樣受了誘惑——一心想變得有用。她去請求上帝：“您能把我變得有用嗎？”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這樣，世界上有了第一棵卷心菜。
　　
　　青春這個大園子有點美麗、有點誘惑、有點危險，就是沒有用。但若是全拔了無用的勞什子，改種飽腹的卷心菜，伊甸園變成菜園子，未免也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