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讀懂生命，僅靠書本不行，還要靠我們的雙腳。那一串串清晰的腳印描繪出我們經歷的圖案，氣韻生動，意境深遠，透視出生命的節奏與真諦。經歷是人生寶貴的財富，是生命美麗的收獲。
　　
　　1988年，我是一名年輕的大學教師，意氣風發，激情滿懷。那年暑假，我被中國登山協會選中，擔任英國雷利希夏邦馬峰科考登山隊的聯絡官。該隊的任務是，在喜馬拉雅山地區進行自然科學考察，并攀登希夏邦馬峰。該峰海拔8000多米，位于我國西藏聶拉木縣境內，是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之一，距珠穆朗瑪峰約120公里。希夏邦馬，藏語的含義是“氣候嚴寒且多變”，是喜馬拉雅山脈中現代冰川最豐富的地區，冰川隨處可見，冰雪裂縫縱橫，雪山風景壯美奇特。加之山勢險峻、天氣變化無常，征服希夏邦馬峰讓人憧憬無限，又讓人心懷幾分敬畏。
　　
　　大本營扎在海拔5400米處。大本營周邊很荒涼，生命的痕跡已經很少，有雪水融化的小河，偶爾能看到迎著寒風的雪蓮，幸運的話還能看到聳耳靜聽的小精靈和可愛的高原雪兔。黃昏的落日燃燒著天邊，深夜里，時而狂風大作，時而繁星滿天。常有尋味而來的狼群，那悲愴的嗥叫聲，讓夜晚充滿驚悚。經過20天在大本營的適應和在周邊的科考，我們開始向上攀登。到了1號營地，海拔5900米，在此繼續停留5天。其間，隊里安排了5名隊員向上探路，之后隊里收到返回的報告：前方海拔6300米處可做2號營地。我們繼續向上攀登，在能避風且相對平坦處扎營。根據隊里的安排，大家在此處繼續休整適應3天，白天到周邊考察。到2號營地后的第二個傍晚，隊里召開緊急會議，氣象學家亨特告訴大家，“今晚至明天將有暴雪，氣溫會降到零下40攝氏度”，要求大家做好防寒防凍抗暴風雪的準備。我懷著盼雪的興奮勁兒吹著口哨進了自己的帳篷，打開睡袋，躺著想象第二天清晨會出現的迷人雪景，模糊地進入夢鄉。
　　
　　我被急促的求救聲驚醒，打開手電筒，我看到時間是清晨5點35分。我立即穿上羽絨服，戴上防凍手套，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帳篷門打開，用登山鎬把帳篷外的雪扒開。外面寒氣逼人，我走出帳篷時，天色還朦朦朧朧，大雪紛飛，狂風呼呼作響，我感覺睜眼都困難。戴上登山墨鏡，我發現周邊的雪已經與我們的帳篷齊高。往求救聲的方向望去，才知是英國記者的帳篷被雪壓塌了，3名登山隊員正幫著清理積雪，并重新搭起帳篷。環顧營地的帳篷，大部分只剩黃色的帳篷頂在外了。我趕緊清理我們帳篷上的雪，以防帳篷被壓塌。一會兒，我的手已不聽使喚，我感覺胡子上結了冰，胸悶頭暈，有明顯的缺氧癥狀。我爬進帳篷，打開氧氣瓶開始吸氧。此時，下雪帶來的興奮感已蕩然無存。吸氧時我想，高原的狂風暴雪真是兇猛無比，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我真不敢相信狂風能把石頭吹走，暴雪能把帳篷壓塌。如果這種極端天氣持續，別說登頂，我們將馬上陷入困境。在那個當口，我作為聯絡官，不得不思考怎么去說服大家逃生，或想辦法讓外面的人來營救我們。
　　
　　第三天，太陽終于出來了，隊里安排我帶6名優秀的隊員突擊下山，找當地政府營救被困者。經過3天的爬冰臥雪，我們終于回到了聶拉木縣城，找到縣上負責營救的武裝部。武裝部部長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昨天報道，這場雪是喜馬拉雅山地區60年未遇的大雪，氣溫低至零下50多攝氏度，你們還能活著，真不容易啊！”他給我們安排20名當地藏族群眾（基干民兵）施救，并叮囑我，上山救援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我們又開始艱難地向著皚皚雪山爬行，我也不清楚我們還能否活著返回。上山的途中，我一度思考過“遺書”的事。藏族同胞一路上對我關心備至——累了，他們攙扶著我慢慢前行；餓了，他們把自己的糌粑給我充饑……5天后，當我們到達營地時，30多名英國人都豎起了大拇指，并一一與我們緊緊相擁。
　　
　　我們剛剛撤離2號營地，身后的山上就發出連續的震耳欲聾的響聲，我感到腳下的土地在顫動，似乎是整個山體在崩塌。原來，這是特大暴雪后天氣放晴引發的雪崩。雪崩離我們只有六七公里遠，山上的雪像翻起的白浪一般涌下山來，我們的許多登山設備和攝影器材被埋，所幸人員全部脫險。
　　
　　回到聶拉木賓館，我的雙腿好像灌了鉛似的完全僵硬，手腳已被凍傷，臉被紫外線灼傷，加之被似刀的寒風雕刻過，看著鏡子里完全變了樣的自己，我已無法認清和識別。眺望窗外，靜默無垠的白雪和極度寒冷的空氣，使整個縣城陷入死一般的寂靜，令人透不過氣來。倒是在縣城東邊的廣場上，停放的“黑鷹”直升機的螺旋槳還在轉動。那時我想：生命，只有在不畏艱險時才充滿張力，只有在戰勝自我時才充滿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