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住家二十余年，平日覺得什么都好，一到過舊歷年，總覺得還是在鄉下好。城里的年，只能說是個節日，農村的年才是真正的年。在城市里，過了年，第二天和前一天沒有多大的不同，在農村可不是這樣，過年的這一天跟前一天就是不一樣，天是新天，人也是一個新人。這當然是因為那時還小，不過，我相信，就是我這么大年紀回到村里過年，我還是能找回原來的感覺，嗅到年的味，感到年的疼。
　　
　　那時也就十一二歲吧，天還沒全亮，便嗅到了院里的柏枝火的味兒。是爺爺點著的，除夕下午已堆在院子當間了，柏樹油性大，柏枝連著柏葉，一點便著，著起來噼噼啪啪響。柏枝火的味兒，有點近似檀香，比檀香還要濃郁，聞著有種高貴祥和的感覺。院里的柏枝火一響，母親便催著我和哥哥快起來。揉著眼睛迷迷糊糊地坐起，一堆新衣服已擺在枕頭邊上，除了褲襖，還有襪子、帽子和鞋。講究的就是全套新。事實上，不全套新也不行了，棉襖的前襟，棉褲的前襠，早就和鐵甲一樣，帽檐兒軟得像紙片，鞋子透了底，襪子早就破得露出了腳趾，硬是一天一天地挨著，等過年時再換。
　　
　　“快穿呀！”母親催促著。這命令是不可違抗的，于是哥倆便在彌漫到屋里柏枝火的氣味中披掛起來。棉襖棉褲都是中式的，中式的棉襖沒什么，棉褲可就不是那么好穿了。大襠褲，掩腰的，不管你怎么用力撫，使勁壓，前襠那兒總是隆起一個大大的包。過去電影上常演地主的孩子，小小年紀就挺著肚子裝大人物，我以為多少有點冤枉，不知那時的褲子就是那樣，再窮的孩子只要穿上那種褲子，也會挺起小肚子像個壞種似的。穿上褲襖，再穿襪子。可不是什么洋線襪子、尼龍襪子，是棉布縫制的夾襪子，像現在京劇舞臺上武生穿的那種軟靴，當然不會那么花哨。接下來是穿鞋。
　　
　　穿鞋的時候，母親一定要守在旁邊。一來是察看大小是否合適，二來是這樣的鞋子，沒有母親幫忙，我們是穿不上的。穿著夾襪子的腳，剛能塞進鞋幫子里，再往前拱一點都要費老大的勁。“這么小，這么小！”不管我們怎樣嘟囔，母親提著鞋溜子站在一旁絕不反駁，只是一個勁地說：“使勁呀，使勁呀！”實在拱不動了，母親將鞋溜子插進鞋后跟，用力一提便穿上了。“走走，讓我看看！”我們便在地上走幾步。這幾步可不是好走的，腳趾夾得生疼，似乎腳背也弓了起來。未了母親說：“正合適！”嘴上不說什么，我心里直嚷：“這能叫合適嗎！”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了這確實叫正合適。你想嘛，鞋底是棉布墊起來納的，鞋幫是棉布做的，又是用棉線绱到鞋底上的，這么多軟和的東西，要做成日后活蹦亂跳也能合腳的鞋，該多不容易。要是當下合合適適地穿上，將來準是個“菜包子”，沒有幾天就穿不成了。母親去年病故了，一年來，每當想起她老人家，總是想到母親年輕時納鞋底、绱鞋幫時的情景。我們弟兄六個，小時候的鞋子都是母親納的。男孩子費鞋，而鞋子不像衣服。哥哥穿下來的弟弟可以穿，一雙就是一雙，半點也將就不得。納鞋底還沒什么，绱鞋幫真是費勁，針得從鞋幫里伸進去，再捅出來，剛露出個尖兒，母親就用牙咬住用力一拔，常常累得滿頭是汗。再怎么累，從不為了眼下的合適而放松手勁。
　　
　　穿戴整齊，兄弟倆便來到庭院里，去了村巷里。鞋太緊，走路一瘸一拐的，再緊再疼，玩得興致一點也不受影響，到下午就好些了，早上的埋怨忘得一干二凈。
　　
　　莊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意思是治理國家應當像煎小魚那樣的精心，一直被認為是治國的高論。我猜想，此公定然是個精通廚藝的人，要不說不出這么奇絕的比喻，我的母親是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她若有文化，說上句“教子如绱鞋”，該會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青樹林文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