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商到身體素質、運動能力、考試能力、領導力等等，一般情況下，父母的成就越高，他們孩子的成就也會比常人更高，但離他們父母的成就卻很遠。
　　
　　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是第一位研究這一現象的科學家。他測量了205對夫妻和他們的928個成年子女的身高后，發現：第一，所有子女的平均身高和所有父母的平均身高差不多，大概是68英寸左右，即約1。72米；第二，從平均數值來說，高個子父母的孩子更高，矮個子父母的孩子更矮；第三，子女高或矮的程度比父母高或矮的程度更低。
　　
　　高爾頓甚至計算出這個系數為2/3。比如，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70米，女性是1。58米，二者比值約1。08。如果夫妻倆比較高，身高分別是1。86米和1。70米，按照高爾頓的算法，你們的平均身高是（1。86+1。70×1。08）/2=1。85，高出中國男性身高平均值0。15米。但是，你們的孩子不會也高這么多，他們只會高出0。15×2/3=0。10，也就是兒子的期望身高為1。80米，女兒的期望身高為1。80/1。08=1。67米。
　　
　　人類乃至整個生物界都存在這種均值回歸現象。為什么呢？
　　
　　第一，身高連續分布的性狀，是受很多基因控制的。從概率上講，大部分組合都會導致一個中等的結果，只有少數罕見的組合才能出現極端的結果，并且大多涉及隱性基因。如果父母分別都是一種罕見情況，他們的基因重新組合后，結果還如此罕見的概率就沒有那么大了。
　　
　　第二，智力不能被稱為性狀，這不僅因為它受后天的影響很大（我們在這里就暫時只討論它的先天成分），而且因為智力的表現有很多種。比如最著名的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認為人有語文、數理邏輯、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自然八大智能，因此我們說一對夫妻智力高，高的不一定是同一種智力，因此不一定就能生出同類型智力也高的孩子來。
　　
　　第三，就算夫妻倆是一模一樣的學霸，而且基因重新組合之后，孩子同樣復制了你們的學霸基因，也不能保證他的成績跟你們當年的一樣好，因為生長環境不同了。
　　
　　基因的表達受環境影響，孩子在一個更富足、電子刺激更多、人際刺激更少的環境下長大，考試能力很可能不一樣。說到底，本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來衡量誰的基因更好，唯一能衡量的是你的基因和環境的契合程度。幾十年前讓你成功的基因，不見得在當下的環境里，對你孩子的成功促進作用還有那么大。
　　
　　理解這一切的關鍵就在于概率。一對普通夫妻的基因重新組合之后，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孩子聰明的概率還是以平均值為中間值的正態分布。可是，一對聰明夫妻的基因重新組合之后，孩子仍然得到“聰明組合”的概率會降低，二人的智力技能在孩子身上很可能會分散削弱，而且跟環境的契合度也會變小，這導致了孩子雖然比其他孩子更聰明，但是比父母要笨一點，或者說更正常一點。
　　
　　智力也有“遺產稅”。假如用高爾頓的公式，這個稅率就是1/3。假如你們倆的智商都是130，跟平均值100相比，有30的盈余。但是對不起，你們的孩子沒法完全繼承這30的盈余，他們得交1/3的“遺產稅”，最終可期望達到的智商只有120。
　　
　　你的智商比普通人高得越多，交的“遺產稅”就越多。當然，哪怕交了“遺產稅”，你孩子的智商仍然高于常人。所以，你也不用太悲觀。這個“遺產稅”交到哪里去了呢？給“笨”人了啊！假如一對夫妻的智商都是70，他們孩子的也不會只有70，而有80的平均值。
　　
　　當然，智力和遺傳之間肯定不會是如此簡單的線性關系，因此在這里用高爾頓的公式，只是為了方便說明問題，但實際情況可能和這個差別很大。不過均值回歸的這個基本趨勢是不變的。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處。這個“遺產稅”不像人世間的財產遺產稅，富人們可以通過各種法律漏洞來逃避。在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真正可用之前，還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基因的規律。但這個“遺產稅”也比人世間的財產遺產稅靈活，它并不是一個死板的稅率——而是基于概率之上。
　　
　　因此，均值回歸只是說，如果你們倆都很聰明，那么你們孩子的平均智力期望值在你們之下，普通人之上。但是，他當然也有可能會與你們持平，甚至高過你們。現在，如果你真的接受了均值回歸的道理，那我猜要么你的數學和邏輯思維能力很強，要么你不止一個孩子。因為兩個孩子之間，正如父母和子女之間一樣，也會共享50%的基因，所以，均值回歸在兄弟姐妹之間也存在：假如一個孩子在某一方面很強，那另一個孩子在這個方面也會比較強，但沒有那個孩子強。
　　
　　所以，我常說，生老二是化解育兒焦慮的最佳方法。人類最常犯的錯誤之一，就是強行歸因，為偶然性事件找一個因果解釋。本來你當年學習好，是一系列基因、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你卻一定要找出一個原因來，比如勤奮、搶跑，然后順著這個歸因。如果孩子成績不好，那要么是他不夠勤奮，要么是自己的補課計劃不夠超前，于是逼著孩子整天上各種培訓班。但其實，就是你孩子的運氣沒有你好（大部分人的運氣都沒有你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