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夢南
　　
　　26歲這年，江夢南第一次聽到了布谷鳥的叫聲。
　　
　　那是在清華大學的校園里，她晨跑時路過樹林，一種陌生的聲音傳入耳朵。她停下來，以便聽得更清晰一些——重獲聽力后，分辨腦袋里的聲音是虛幻還是現實，是她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
　　
　　半歲時，她右耳失聰，左耳聽力損失大于105分貝。
　　
　　她是清華大學生物信息學博士，內斂的性格，加上長期的科學訓練，讓她對“精準”有一種執念。但在有聲世界里，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初入者，準確形容一種聲音，對她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事。
　　
　　1
　　
　　江夢南出生在湖南一個叫莽山的瑤族小鎮，父母都是初中教師。他們把詩意寄托在女兒身上，孩子按民族習俗隨母姓，名字是“歲月靜好，夢里江南”的意思。
　　
　　很長一段時間里，江夢南都是一個安靜的孩子。她很少鬧人，也從未張口說話。父母頻繁地在她身旁搖鑰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應，但大部分時候他們看到的只是她木訥的表情。
　　
　　江夢南9個月大時，趙長軍夫婦帶著她去湖南湘雅醫院檢查，確診結果是“極重度神經性耳聾”。江夢南3歲前，夫妻倆利用周末和假期，頻繁帶著她去長沙、北京等地看病。四處奔波求醫需要花費不小的開銷，夫妻倆的工資很快就支撐不住了。在工作和照顧女兒之外，趙長軍把大量時間花在了經營茶園、果園上。那幾年，他被曬得黝黑，成了一個地道的茶農、果農。茶園的收入暫時彌補了家庭開支，趙長軍買了一臺盒式的助聽器給女兒。
　　
　　那是一臺有些過時的機器，300多元，主機和當時的尋呼機大小相當。他和妻子先戴上，害怕女兒受不了，先把功率調到最小，結果還是被巨大的聲響嚇了一跳。隨后，他們把功率逐漸上調，但一直調到最大，女兒對外界的聲音還是沒有反應。“幾乎相當于一個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夢南的母親江文革說。有時女兒睡覺，他們也不會取下她的助聽器。趙長軍清楚，女兒耳朵里一直響著的，是一種火車呼嘯般的聲音。他心疼女兒，卻又盼望在某一個瞬間，她突然被巨響吵醒。
　　
　　這種事卻從未發生過。
　　
　　2
　　
　　夫妻二人對女兒發出聲音的期待，逐漸變成一種渴望。
　　
　　“她能從我這里要錢，去小賣部買瓶醬油，我就心滿意足了。”趙長軍不得不面對現實，希望女兒未來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江夢南1歲4個月時，趙長軍夫妻二人不知第幾次帶著她去北京看病。結果和過去一樣，又是無功而返。回到住處，他們沉默著打包行李，江夢南在一旁擺弄玩具球，一不小心球滾落到她夠不著的地方。
　　
　　“啊啊。”
　　
　　夫妻倆瞬間怔住。安靜的房間里，他們都聽到了女兒的聲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聲，女兒有了主動發聲的意識，這足以把他們從不斷重復的失望中拯救出來。
　　
　　他們看著對方，激動得說不出話，甚至哭了起來。兩個人都從這一聲喊叫中得到了巨大滿足：江文革認為女兒喊的是“媽媽”，趙長軍則堅信她是在叫“爸爸”。
　　
　　長大以后，江夢南分析自己當年突然“說話”的原因——通過助聽器，她能聽到微弱的聲音，盡管無法辨別音源的方向，也無法理解聲音的內容。這種微弱的、看似毫無意義的聲音，讓她得以融入有聲世界。
　　
　　從北京回到家后，趙長軍夫婦更加堅信女兒可以發聲、可以正常說話。他們每天都抱著女兒，從最簡單的音節開始，對著鏡子練習口型，教她如何擺放舌頭。
　　
　　一開始，江夢南只張口，沒有聲音。夫妻倆讓女兒摸著他們的喉嚨，感受聲帶振動，把她的手放在他們的嘴巴前，讓她感受說話時的氣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長沙一家聾兒言語康復機構學習。她和幾歲的孩子一起上課，除了老師，整間教室就她一個大人。但這沒有妨礙她認真聽講，她拿到了宜章縣第一張言語康復師證書。
　　
　　江夢南逐漸學會了發聲，但她聽不到自己的聲音。與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聽覺記憶糾正自己的發音，而是需要記住發出每個音節、每個字時的口型，以及舌頭的狀態和擺放位置。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協調聲帶振動與口型變化、調動聲帶準確發音也是難事。這是一個不斷嘗試的過程，“每個字練習上千遍都是少的”。看著還不懂事的孩子，趙長軍不知道這樣的訓練方式到底會有多大效果。他說這種方法很“蠢”，但他意志堅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江夢南再大一點時，父母意識到他們的口音太重，便開始讓女兒對著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練習。她幾乎每天都要拎著小板凳，坐在家里的電視機前，緊盯著播音員的嘴巴。她一天至少要看3檔新聞節目。
　　
　　這種集中的“聽”說能力訓練，一直持續到江夢南6歲前。她趕上了同齡小朋友的語言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水平超越了自己的年齡——上小學前，她已經熟練掌握了拼音，也比很多同齡孩子識的字更多。現在，她6歲前的記憶已經模糊，那段艱難的人生起步經歷，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說中，像別人的故事。但她習得的技能永遠刻進大腦，往后的日子里，她在面對命運不公的同時，也會得到命運的獨特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