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這是宋代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所作序言的總結和概括，即禍患往往不是憑空而來，更鮮有驟從天降，大多是潛滋暗長，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時，從而病入膏肓的。而智慧和勇氣這兩個非常可貴的成功要素，人卻會在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陷阱中沉迷、沉淪而失去。古今中外沉于“所溺”而不能自拔的英雄豪杰可謂多矣，危害之大，教訓之深，充分驗證了先賢所論非虛。
　　
　　顯而易見，無論是做一番青史流芳的宏圖偉業，抑或是做一個成功的大寫的“人”，以求無忝所生，就必須以慧眼靈心和鋼鐵意志，避開人生路上一個又一個“溫柔”與“甜蜜”的陷阱。
　　
　　時刻保持一份清醒，以防消磨大志。北宋名臣范仲淹出生后不久，父親即去世，母親帶著他改嫁到了山東長山縣朱家，范仲淹也更名為朱說。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的生活過于糜爛，忍不住規勸了幾句。可朱家兄弟脫口說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錢，關你什么事？”而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這件事對范仲淹的刺激很大，于是他毅然辭別母親獨自到南京（今商丘市）應天府書院求學。當時，南京留守的兒子也在這里讀書，他看到范仲淹雖然窮得經常挨餓，但是卻安于貧困，刻苦攻讀，既同情又欽佩，就送給他一些錢來改善生活，可是卻被范仲淹直言謝絕。后來，此人家里又帶給他美酒和佳肴，范仲淹見其心誠，不忍拂其美意，就高興地收下了。可過了幾天，此人再來看他時，卻發現這些好端端的飯菜都已發霉了，原來范仲淹一點兒也沒吃。于是他非常生氣，認為范仲淹是看不起他。范仲淹就說了這樣一席話：“不是我不領你的情，只是我已經習慣粗茶淡飯了，如果現在就享受這種美食，以后還能安于平素的生活嗎？”小小年紀的范仲淹就有如此的判斷力和意志力，此人頓時怒意全消，心服口服。
　　
　　始終保持一份警覺，以防隨波逐流。春秋戰國時期，奴隸主貴族生活腐朽，奢靡之風盛行，而齊相晏嬰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平時只穿粗布衣服，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國或參加盛典時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時上朝，他總是乘坐一輛破舊車子，有時甚至步行。齊景公覺得他乘坐的車馬與他的身份太不相稱了，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車駿馬，卻都被他拒絕了。景公很不高興，晏嬰說：“您讓我管理全國的官吏，我深感責任重大。平時，我反對奢侈浪費，要求他們節衣縮食，以減輕百姓負擔。我若乘坐好車好馬，百官們便會上行下效，奢侈之風就會流毒四方。真到了那個時候，恐怕就再也無法禁止了。”晏嬰的相府地處鬧市，且陰暗狹窄。齊景公提出要為他修造僻靜寬敞的新宅院，也被晏嬰婉拒。齊景公便趁他出使他國之際，強行拆掉他領居的房子，為他新建了一處豪華的府第。晏嬰回國后，命人拆掉它，恢復原來面貌，找回了原來住在那兒的人。司馬遷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假如晏子還活著，我就是為他執鞭駕馬，也是心向往之啊！”
　　
　　人非圣賢，誰無所好？但有所節制，不被其所累，就是真正的智者和勇者。因為他們懂得，越是充滿誘惑的東西越具有危險性，魚竿之下一條條拼命掙扎的魚就是癡于“所溺”才橫在案板上的，特別是“忽微”的誘惑，則更為可怕，由于其小，以“忽微”之狀出現，故不引人注目，因而也更容易使人喪失警惕，待玉山傾倒，禍患臨頭之時，則已無藥可救，悔之莫及。因此，藏器于身，胸懷丘壑的智勇之士又豈能不心生惕然，如履如臨，以防被銷魂噬骨的“所溺”吞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