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老年精神病區”嘈雜的走廊，11病區5號床是那位從朝鮮戰場上退下來的病人最后的立錐之地。這所62年前專為朝戰病人而建的浙江省第五康復醫院，最初收治的417名老兵，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位彌留的病人。在老年精神病院低矮的小樓對面，新建的門診大樓氣派堂皇，早已迫不及待地改換成了“湖州第三人民醫院”的門庭。
　　
　　“朝戰病人，你是說5號床小蔣？她已經不能下床，兩三天沒有講話了。能不能聽懂別人的話？我們也不知道。”護士把來人引到3號病房，5號床靠墻，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婦人，口鼻插滿了導管，瞪視著天花板仰躺在病床上。
　　
　　她就是護士口中的“小蔣”。床頭的登記卡上，赫然寫著“蔣振娟，83歲”。插滿的導管維持著這個老婦人的生命體征：插入鼻腔的綠色導管是一天24小時的輸氧管，從頸部切入的乳白色導管一天四次供給流質，從被子下掖著的黃色導管里，排出暗濁的尿液。像是為了充分直觀地顯示她的病征，護工揭開“小蔣”的被子，這具衰微的身體就橫架在搪瓷尿盆之上。
　　
　　對于她在朝鮮戰場上的經歷，年輕的護士只是略有耳聞。病床旁的人們談論著那場60年前的戰爭時，病榻上插滿導管的身體突然掙扎起來，艱難地翕動嘴唇，卻只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整整三年了，從沒聽她說過什么。”護工驚魂未定，怔怔地盯著一行濁淚，濡濕了病人的眼睛。正對床頭的電視機里，此時正放映著紀念朝戰停戰六十周年的軍旅片。
　　
　　“衰退期”
　　
　　“小蔣，小蔣”的稱呼，已經在這個病房里叫了60年。“小蔣”從不惹麻煩，只有在領導視察時，問起她多大了，無論旁人怎么勸誘，“小蔣”總是執拗地回答“十七歲”。
　　
　　對這名從朝鮮戰場上退下來的老兵的過去，年輕的護士們并不能從病例上了解更多，只知道她幾年前就已停用了抗抑郁類藥物，而現在每天換藥只是補充營養劑。
　　
　　兩年前，“小蔣”在醫院里還有個伴，那是另一位上過朝鮮戰場的老病人胡久昌。這個年長蔣振娟三歲的老頭，在醫護人員的印象里，留下了一個頗為滑稽的背影：總是在走廊來回撿煙屁股，見人就拔煙敬煙。一聽到革命老歌就來勁，還要指揮大家合唱。
　　
　　早期的病例檔案，記錄著“小蔣”屬“沉默型”病例，而胡久昌是個“狂躁癥”患者。這批稀見的檔案材料，三年前被一位記者發現時是殘敗的模樣，如今則干脆被院方封存，“小蔣”們的過去，也在一撥一撥更迭頻繁的醫務人員記憶中越發模糊。
　　
　　很少有人知道，“小蔣”咬住不放的17歲，正是她一腳退出朝鮮戰場、一腳踏進精神病院那年。16歲就被征召入伍的蔣振娟，“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擔任野戰醫院衛生員，不想入朝僅一年半，目睹了太多血腥的她，就出現了胡言亂語、亂解小便的癥狀，繼而落下了病根，常常連續數日不眠不休，拒絕與任何人交談。
　　
　　在當年入朝300萬志愿軍中，像“小蔣”這樣最后被確證為精神病、并接受醫治的只有不到1000人。大多病例在前線有限醫護條件下，只能得到應急性的治療。當時開赴前線的惟一一支精神病治療隊南京志愿醫療團第5批第5隊，由不到10名醫生組成，他們中有人掛著留美博士頭銜，但缺乏戰地臨床經驗。
　　
　　在戰場的另一邊，美軍已經在軍中配備了上百名專職的精神護理師。在二戰當中，慘烈的太平洋戰爭在美國人心里留下了濃重的陰影，曾經一度出現因為精神疾病退出戰場的人數超過了美國動員參戰的人數。這一數據在朝鮮戰爭中大幅降低，從23%降到6%。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創傷后應激障礙”理論提出后，美軍及早采取了事前和事中干預。心理學家Roy的研究表明，戰場預防的療效要遠遠好于事后治療。而這套關于戰爭創傷的理論全面引入國內，還得是30年以后的事。
　　
　　1952年，從長春第18陸軍醫院精神病科退下的“小蔣”，終于沒能恢復到跨出國境前那副無憂無慮的樣貌。編制于上千名志愿軍精神病員中，在此后的三五年里，被分批送往地方療養院。“湖州三院”之外，位于山東濟寧的戴莊精神病院、張家口的河北第三康復醫院，均屬專門興建的精神病院。
　　
　　60年過去，戴莊收治的朝戰病人已無在世者；河北張家口、湖南常德等地的最后一名朝戰精神病人，也相繼離世。當年湖州三院的417名病人，如今只落下“小蔣”一個。
　　
　　他們一腳離開戰場之時，似乎就注定終老在這里。“很多人不知道他們的家鄉在哪里，蔣振娟經我們調查是江蘇泰安人，去年走掉的胡久昌是哪里人，就沒人知道了。”這些年里，只有一名病人在幾年前被家屬認領，但連他的確切名字，醫護人員也記不清了。
　　
　　當年專門收治朝戰精神病人的院子，如今已蓋起了新病房。而在“老年精神病區”里，混雜在100多號被家屬送進來的病患之中，“小蔣”的存在執拗又不起眼。陪伴她近10年的護理工阿姨說，“從來沒哪個親戚來看過她。”只有每到“雙擁”時節，出現在合影中的“小蔣”，會換上一套特意為她準備的“迷彩服”，以標志她和這所醫院曾經的特殊之處。
　　
　　平日里，無論醫護人員還是護工阿姨，都公認“小蔣”是最不麻煩的一個，用醫務術語來說，“她已經進入了精神病的‘衰退期’，鬧不動也哭不動了”。旁人幾乎已經習慣了她整日長時間對著天花板的瞪視，難以從中捕捉到一絲情緒的波動。
　　
　　“腸梗阻”
　　
　　一天四次為注射流質換針頭，成了“小蔣”對外界的反應最強烈的時刻。護工阿姨掰開她的手指，好讓護士下針。這只枯槁的手掙扎著，抬起一根手指就壓下另一根。密集的針孔，在她的無名指、食指指端留下了一片異常的緋紅。“以前還要打胰島素，十個指頭每天輪著打，一看到針頭她就縮手。”阿姨說。
　　
　　晚年患有糖尿病的蔣振娟，曾長時間采用胰島素治療。而胰島素注射，也曾是這批病人在朝鮮戰場上所經歷得最頻繁的治療手段（另一種是電擊治療）。如今隨著身體的衰弱，她的精神病癥被宣布為進入“衰退期”，而兩年前還因糖尿病浮腫的身子，隨著胰島素的停用，病癥好像也隨著時間退去。
　　
　　病房里的護士們回憶，在“小蔣”之前過世的幾位朝戰精神病人，都曾有過程度不一的腸梗阻癥狀。“胡久昌死的時候，已經三個多月沒有進食了，連吊針掛流質也掛不進。”而腸梗阻，屬長期服用精神類藥物的常見副作用之一。
　　
　　從2004年開始成為蔣振娟等朝戰病人主治醫師的陳南（化名），對這種說法未置可否，她只是強調“腸梗阻不是直接的致死病因，而是病人肌體衰老所引發的伴生癥狀”。至于他們的戰爭創傷，因為病人在晚期多已轉入“精神病的衰退期，和普通的老年精神病患者并無二致”。
　　
　　十多年前，“小蔣”和她的病友們還未被轉入“老年精神病區”，湖州三院曾把他們圍在一個院子里，進行群體治療。據老護士長回憶，當年在藥物治療外，特別試行過一套“工娛療法”，就是工作加娛樂，在病人病情穩定時，組織他們編筐子、簍子，做草紙，還能種地、燒蜂窩煤，“這些東西主要也靠我們自己摸索，好像也沒有聽說什么醫學上的特別說法。”
　　
　　“戰后創傷癥”這一課題，盡管在西方一戰之后就開始得到重視與研究，但在國內，要遲至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零星的病理研究。美國精神病協會（APA）統計，創傷后應激障礙的人群總體患病率為1%—14%，從二戰到越戰，美軍因“戰爭精神創傷”問題退役的軍人超過50萬人，這一群體也成了社會福利傾斜的主要對象之一。作為少數集中收治臨床病例的醫院之一，湖州三院在建院62年之際，院方仍選擇回避談論這群特殊的病人。
　　
　　在新建的門診大樓的陰影里，“老年精神病區”5號病床上那具細瘦的身軀，仍承受著那段難以言說的過去。護工阿姨記得，近3年里有一次她請假3天，回到“小蔣”床邊的時候，病房里彌漫著難聞的氣味。撂開床單才發現，一攤便溺的污漬，已經發黃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