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的起義者，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經費問題。革命是需要錢的，幾萬、幾十萬人的起義隊伍，吃喝拉撒睡都需要錢，錢從哪里來呢？不外乎“打家劫舍”“占領官倉”“向百姓征稅”幾種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幾種形式，只適合于起義發生后且有了一定規模的條件下，不適合起義籌備階段。那么，在起義最初籌備階段，起義者是怎樣籌集資金的呢？古代的不太了解，近代起義者的辦法，就是成立一家“革命公司”，而且是能上市的公司，然后發行“革命股票”，以此來籌集資金。
　　
　　清乾隆年間，出現了一個收元教，領導人是馮進京、王會，發展了許多信徒密謀起事。為了籌集資金，他們想到了發行革命股票的辦法，與教徒們簽訂合同，合同的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寫明了所交錢的數額；二是寫明了交這些錢將來革命成功后可當什么官，交二兩到十余兩銀子的，將來成事后可以封王，交一千錢，將來就可以封大將、總兵；交幾百文者，將來可以封兵備道……總之是交錢越多，官職越大。
　　
　　嘉慶年間率領天理教信徒打進皇宮的林清，在起事之初，也想到了通過發行革命股票來籌集資金的辦法，他宣傳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投資，如果你現在交一份“根基錢”（相當于原始股），將來就會得到數十倍的回報；為了鼓動農民，他承諾現在交一百大錢，將來革命成功了，就會得地一頃。在他的鼓動下，農民紛紛交錢購買了原始股，河南和直隸的農民“相從者眾”，只河南滑縣一帶“于號簿內按名登記”者就達“共計男婦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農民鼓動完了之后，林清又開始打富家大戶的主意，富家大戶不缺地，所以地對他們沒有吸引力，林清就許諾事成之后給他們官職，許諾交“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并開寫合同紙片，交與本人作據”，從現存的資料上來看，這些官職的價錢都不怎么高，有的財主出了一百兩銀子，就得到了將來可做總督的承諾。
　　
　　孫中山當年鬧革命，也采用了此種發行革命股票的辦法進行籌款。孫中山和他嫡系人馬的起義，走的是會黨路線。這種會黨路線，多半是要花錢的，須想方設法從海外的華僑那里弄銀子，籌款方式是讓人買股票或者期貨，開出未來的官爵，讓人付現款購買，許諾一旦革命成功了，就可以憑票付貨。但總體上來看，這支革命股票發行得不怎么樣，特別是幾次起義失敗后，透支了信譽，再想籌集資金就很難了。武昌起義后，孫中山自海外歸來，那時革命政府正是缺錢的時候，許多人以為他會帶來一筆巨款以解燃眉之急，但他卻兩手空空而歸，說自己帶回來的只有“革命精神”。
　　
　　相比之下，與孫中山同時代的另一家革命公司——康有為的保皇公司，股票發行得卻極其順利，康有為的公司也是以革命為目的，但它只革慈禧的命，不革皇帝的命，所以有別于孫中山的革命。康有為的公司，借保皇帝的名義，讓海外華人捐錢。但捐這個錢不是學雷鋒白盡義務，是有回報的，“凡是捐錢和干事干得好的，都有好處。凡是捐錢的，以公司的三聯票據為憑，將來大事告成，憑票換給股票。捐款百元以上者，以及公司職業干的特別好的，賞給官階和功牌。捐二到三千元的，不僅有官階，今后回國開礦辦廠，皆給便利。捐五千的，則有開礦辦廠的優先權，并賞給爵位。捐到萬元規模了，則給予世爵，子孫襲爵。”
　　
　　當然，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面所舉的革命股票，后來一張也沒兌現，收元教和天理教的革命被鎮壓下去了，連兌現的機會都沒有；1911年，辛亥革命倒是真的成功了，但也沒能兌現，因為革命成功之后的政府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孫中山和康有為說了不算。
　　
　　那么，假設革命成功后孫、康掌權了，他們能全部兌現承諾嗎？我看也懸，因為沒有那么多官職可以兌現啊。另一方面，有人購買革命股票，具有一定的投機性，目的是為了成功之后的分紅，和賭徒下賭注沒太大區別，押上幾票，撞撞運氣，如果真的押中了，的確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樣說有點玷污了革命者的革命目的，但必須指出的是，有一部分革命者，如林覺民、方聲洞等人，革命目的是很純正的，但有部分捐錢者，其目的帶有很大的投機性，和革命正義無關，這是事實，我們不承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