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在哪里呢，我感到惶然。
　　
　　我看到了年輕人，但我不肯定這就是青年。
　　
　　在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青年，是與新文化、社會思潮、社會行動力、社會理想與抱負聯(lián)系在一起的群體，是與初升之陽、朝氣蓬勃的意象相連，與國運民瘼同在的人群。“五四”之所以標記為青年節(jié)，是因為它代表著一場進步運動，這場進步運動發(fā)端于新文化的傳播與創(chuàng)造，而帶來了時代的巨變。一定程度上，它構(gòu)造了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形態(tài)和生活形態(tài)，從語言、觀念、思維到認知，其后續(xù)影響甚至決定了現(xiàn)代中國的整體走向。
　　
　　這就是青年，新鮮的社會生命，涌動的變革動力力量。
　　
　　現(xiàn)在，我們當然能夠看到生理意義上的青年，那些18歲以上，28歲以下，或者35歲以下，乃至40歲以下的人。但他們是散在的個體，每個人在獨自面對升學、求職、婚戀、晉升的壓力，站在他或者她后面的，是其家庭或者戀人。作為社會人，他是單子一樣的存在，被納入那些并不需要“青年意識”的結(jié)構(gòu)之中。
　　
　　他是行動者，改變個人命運的行動者，或者個人消費的行動者。他在改變個人命運的道路上感受艱難與渺小，在作為消費者時體驗力量。他不僅在個人的消費過程中被虛擬和恭維為上帝，且作為最積極的消費群體中的一員而加入時尚。
　　
　　年輕人在消費時才成為群體，他們在夜店、嗨吧或者時尚街，由年齡段分劃出來的趣味特征，影響著時尚的生產(chǎn)和供應(yīng)。他們被時尚所細分，以年齡段細分，趣味細分，興趣的滿足與供給越加精準，人群也被分割得越加細微。80后、85后、90后，代際區(qū)間在縮短，興趣劃分在細密化，這就是說，哪怕作為消費群體，他們事實上也只自娛自樂，而不足以影響產(chǎn)銷的“大局”。
　　
　　謀生活動與消費活動，成為社會為年輕人新設(shè)的競技場。他作為個體而謀生，同齡人共同的謀生之艱使他的壓力感被消解，如果大家都在當房奴，那么做房奴也不是什么痛苦。他作為個體而消費，所有的購買行為由個人選擇并完成，這給了他一種主宰者的形式。同時，消費也使他產(chǎn)生了群體的歸屬感，他找到了“志同道合”者，那些愛好同樣品牌、佩戴同樣符號的人。
　　
　　消費符號的強制注入采取的是潮流方式，潮流的強迫貌似他在主動追趕。消費使他產(chǎn)生了“我的地盤我作主”的幻象，這不僅成為他作為社會人、政治人、文化人的巧妙替代，而且使他認為謀生壓力和消費滿足就是人生的完整舞臺，更進一步地，使青年作為一個群體在“每個人承擔自己的命運”的過程中悄然消失。
　　
　　從此，不再有青年問題，而只有年輕人問題；不再有理想問題，而只有謀生問題；不再有青年社會，而只有青年消費。他被動地，但有時又很像是主動地把自己宅進了私生活，私生活的趣味小組成為公共生活的代用品。經(jīng)濟問題，也就是投入產(chǎn)出比，收入消費比，謀生必要與時尚追求的關(guān)系，成為生命的核心糾結(jié)。
　　
　　青年消失的另一證據(jù)，是他們被安裝在社會機器的不同部位，作為不同組件。人們不再以“青年”來標志他們的共性，而是以大學生、裝配工、縫紉工、掃地工、文員、律師、明星、網(wǎng)癮少年、吸毒者等等來給予其階層屬性的標記。每個名稱后面，都有一張相應(yīng)的臉孔，而所有這些臉孔，不會作共性識別，盡管他們都擁有青春。
　　
　　當然，還有“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農(nóng)二代”等等。此時，我們看到社會身份的遺傳性，并且激發(fā)了憤怒。即便如此，“青年”仍然不是一個觀察的視角，社會失去了“青年”的眼光與角度。
　　
　　年輕人正在長大，而青年似乎消失了。謀生和消費無處不在，而作為社會活力、行動力、創(chuàng)造力、進步力、革新力的群體，青年沙粒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