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之后，所有其他人的不幸都像發生在我身上。馬航意外，我唯一的感受是：我怕。
　　
　　我怕我是謎團的中央，如果命運真推送到終極，我心里翻騰的一定全是：房貸怎么辦？明天誰送小孩上學？老人將何以度殘年？有沒有人能給我一張紙片，讓我匆匆寫下所有銀行密碼、所有文件契約的所在地。遠藤周作的小說《深河》里，得了重病的作家，每天強顏歡笑，卻在上手術臺的前夜，向他養的大黑鳥痛苦地嘶吼出來：我死了我老婆孩子怎么辦，他們怎么活下去。我讀到這里，眼淚止不住地流。
　　
　　我也怕我是等待的人：好好的出了門，怎么突然間生死不知。湯已經煲好，熱水器早就燒到70度，我在等你，你怎么還不回來。我奔走，我尋求，誰給我答案——不，我不要答案，我只要你的平安。再不信神佛的人，這一刻都不能不祈禱。但宿命的意思，怎么猜測。
　　
　　我更怕，我會變成我不想要的那種“心如鐵石的人”。幾十個小時吉兇未卜，流言滿天，我終于喪失耐心，對朋友放膽說：若他們說的屬實，真是恐怖襲擊，那么定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人，比起愛，更因憎恨而結合。人因有共同的敵人而結合在一起。長久以來，任何國家、任何宗教，都是如此延續下來。”——但我心中生起隱隱不安，這里面是否也包括了無辜者的血？仇恨一旦開始，報復勢在必行，那誰來區分有罪無罪？像“淫人妻女報在妻女”一樣，受傷赴死的，總是最弱小的群體。
　　
　　2011年，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坐過一二百次高鐵、動車，我很喜歡它沉默的舒適、準時以及——我感受到的安全。火車上一次小睡或者半本小說，就到了我要到的地方，鄰座的聊天也與我無關。也就是那一年，7月23日高鐵事故震驚全國。我不寒而栗，感覺每一段旅途，都是單身涉險，每一次回家，都是劫后余生。
　　
　　撞車后的第二天，我還要按照原行程出發——車站一如既往有序的嘈雜，過一陣子喇叭便播誦一次：“去往廣州的旅客請注意……”隱約的胡思亂想，像冬日里冷凝的呼吸，就懸在鼻孔前。火車的那一頭，有工作在等我，在生存面前，所有痛哭猶疑都像是矯情的一種。
　　
　　我偶爾當笑話講給人聽——卻被一個不認識的小朋友指斥。他說為了給“有關部門”施壓，應該集體抵制高鐵，只有全車廂空空如也，才是空拳的力量。我啞然失笑，小朋友太年輕，還不懂生活。
　　
　　我沒有跟我媽講高鐵事故——就像現在，我也不和她談馬航意外一樣。我和她聊的社會新聞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如何被騙或者摔倒沒人扶。危險時代，每個年齡層都有自己的恐怖要面對。
　　
　　我卻忘記，信息時代，兒女不再是老人獲得新聞的唯一窗口。
　　
　　高鐵事故后第二周，我正常外出，本應周日到家，周六上午，我媽打電話給我，劈頭一句：“你怎么還沒到家？”我一愣，說：“你弄錯日子了。今天是周五（我也慌亂得口誤），你不要緊張。”她說：“哦……（明顯松一口氣）我不緊張，你也不要緊張。”掛了電話，我覺得有眼淚好像要掉出來。
　　
　　我明知恐懼無濟于事，甚至可能出于“先發制人”的念頭，變成惡意。但我，控制不了，它從心底一層一層地翻出來。生死大劫，陰影重重，每一個好日子都像茍且偷歡。
　　
　　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正能量便是：因為恐懼，因為知道終將失去，于是把與你共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當作最寶貴的光陰——這個“你”，是我的家人愛人朋友工作以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