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水滸傳》的第九回“柴進(jìn)門招天下客，林沖棒打洪教頭”中，寫店主人介紹柴進(jìn)時說：“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jìn)，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fēng)’。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欽賜予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fù)他……”五十二回中柴進(jìn)也提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
　　
　　這里說的“誓書鐵券”是什么東西？為什么有了它就無人敢欺？
　　
　　籠絡(luò)功臣的工具
　　
　　《水滸傳》中的“誓書鐵券”，即是通常所說的“丹書鐵券”的一個異稱。漢代用丹砂填字，故《漢書》作“丹書鐵契”；后梁用銀粉填字，故《資治通鑒》作“銀券”；遼代用金填字，故《遼史》作“金券”；《明史》則因鐵券可世代相傳而稱為“世券”。此類名目繁多的稱呼指的都是一個東西，是君主賜予勛貴功臣免罪免死的一種憑證，因取堅久之意，遂以鐵鑄之。
　　
　　丹書鐵券的發(fā)明人大概是漢高祖劉邦。許慎的《說文》里說“符，信也”。先秦時代，符節(jié)是古人用作憑證的一種信物。古代君王分封諸侯、功臣或會盟時都要以竹符為信征，剖分為二，雙方各執(zhí)其一。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分封功臣，與之剖符作誓，大概是覺得竹木易朽，不足以表達(dá)自己永有天下的愿望及使功臣世世代代永享富貴爵祿的決心，遂易之以鐵，試圖提高它的可信度。如此說來，新出現(xiàn)的鐵券其實就是一種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符節(jié)。
　　
　　史書記載劉邦建立漢王朝后，“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即將皇帝與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書寫在鐵券上，裝進(jìn)金匱，藏在用石建成的宗廟內(nèi)，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正本的安全。鐵券狀如瓦形，兩券合而為一整體，左券頒發(fā)給功臣、重臣，右券藏入皇家內(nèi)府或宗廟內(nèi)，遇到特殊情況，將兩券合在一起，以檢驗真假，防止偽造。
　　
　　漢高祖發(fā)明的丹書鐵券中的誓詞有“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雖然皇帝信誓旦旦，但鐵券中并沒有對功臣免罪免死等許諾，持券者往往以細(xì)故獲罪，犯常刑亦不得赦免。譬如韓信、彭越都是功臣，結(jié)果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
　　
　　至于功臣子孫更無免罪特權(quán)，稍觸刑律，即繩之以法，如陳平的后裔“（陳）何搶人老婆（坐略人妻），結(jié)果被處以死刑（棄市）”。司馬遷曾作統(tǒng)計：“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到了太初（漢武帝年號，前104-101年）年間，只過了一百年，眼下只有五個功臣后裔還封為侯爵，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丟了性命、亡了封國。由此可知，漢代鐵券并不能起到護(hù)身符的作用，僅是皇帝頒給臣下的一種封侯的憑證及榮譽(yù)。
　　
　　明文規(guī)定的免罪符
　　
　　自漢高祖開啟用鐵契褒獎、籠絡(luò)勛功之臣的先例，這種政治策略和手段對于鞏固和加強(qiáng)統(tǒng)治權(quán)力十分有效。自此，后世帝王紛紛仿效頒賜鐵契的做法。
　　
　　南北朝時期，戰(zhàn)亂頻仍。在這一時期，丹書鐵券的誓詞由漢初的世襲爵祿一改而為免除死罪，成為明文規(guī)定的免罪符。543年，東西魏在芒山大戰(zhàn)，西魏權(quán)臣宇文泰坐騎中箭，險些淪為俘虜，關(guān)鍵時刻幸虧部將李穆救了宇文泰一命。宇文泰大加贊嘆，前后賞賜，不可勝計，仍感到不足以為報，于是“特賜鐵券，恕以十死”。所謂十死，當(dāng)然不是打電子游戲獎勵十條命，而是允許犯十次死罪不殺的意思。
　　
　　隋唐之后，向臣下頒發(fā)鐵券越來越普遍，成為一種常制，就統(tǒng)治者賞賜的目的而言，不外乎表功與安撫兩類。唐朝建立初期的武德元年八月，李淵“論太原首功”時，沿襲舊制，賞賜恕死特權(quán)與開國功臣，《褒勛臣詔》中載“尚書令秦王（李世民）、尚書右仆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恕二死”，其余如長孫順德、柴紹、秦瓊等14人皆恕一死。
　　
　　除開國功臣外，中興功臣以及皇帝的寵臣，甚至連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和宦官都可被賜予鐵券。唐玄宗時期，時任范陽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被賜鐵券，隨后又被賜東平郡王，唐朝將帥封王自此開始。結(jié)果這位天字第一號寵臣發(fā)動了幾乎顛覆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亂。
　　
　　大歷十年（公元775年），魏博節(jié)度使田承嗣襲取周邊郡縣，后在朝廷出兵討伐下，田承嗣不得不上書請罪，因其勢力強(qiáng)大，唐代宗只有姑息，并再次賜其鐵券。田承嗣歸順后，叛逆反復(fù)，朝廷為安撫其心，竟先后兩次賞賜其鐵券，朝廷權(quán)威隨之一落千丈。
　　
　　有唐一代，免除受賜者叛逆罪之外的死罪一次或數(shù)次成為唐政府賞賜鐵券的一項主要內(nèi)容。頒賜的鐵券大多注明要恕受券者本人幾死。唐初為一般1到2次，后來竟高達(dá)9-10次，唐末，不僅受券者有免除死罪的特權(quán)，還涉及寬宥其子孫死罪特權(quán)。諸如錢镠恕9死，子孫恕3死；韓建恕9死，子孫恕2死。
　　
　　其中，唐昭宗李曄在公元897年賜給當(dāng)時的鎮(zhèn)海、鎮(zhèn)東節(jié)度使錢镠（五代時期吳越國建立者）的鐵券是迄今尚存最早的丹書鐵券。“其形如瓦，高今栽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熔鐵而成，鏤金其上者”。
　　
　　后世的鐵券多系參照這一鐵券制作的，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清高宗（乾隆帝）五個皇帝看過這一鐵券，并依其形制制出頒發(fā)給功臣、重臣。正因如此，唐、宋、明、清諸朝的鐵券形制是大體相仿的。
　　
　　免死牌也免不了死
　　
　　丹書鐵券最誘人之處當(dāng)然是可以免死，受券者有“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zé)”，及“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的特權(quán)，但實際上允諾免死只是出于君主的意志，而君主的意志并不是那么始終如一的。
　　
　　早在公元528年，北魏孝莊帝殺死權(quán)臣爾朱榮，不久爾朱氏起兵報仇，其弟爾朱世隆兵近洛陽。孝莊帝為了平息事態(tài)，侍中朱瑞賜以鐵券，結(jié)果反被爾朱世隆奚落：“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這已經(jīng)一針見血地道出鐵券不足信的實質(zhì)。
　　
　　唐朝大約一百人左右獲賜鐵券，結(jié)果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超過四分之一，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因史料記載缺漏不詳不知所終。到了五代時期，后唐莊宗李存勖滅亡后梁，自居為大唐正統(tǒng)，結(jié)果他一共只賜了三份丹書鐵券，其中倒有兩人（郭崇韜、朱友謙）隨后無辜被殺。
　　
　　宋明時期，頒賜鐵券之風(fēng)更為盛行，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制度。明初朱元璋對賜券對象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范圍僅限于立有軍功、被封為公、侯、伯的勛臣，且有嚴(yán)格的步驟。鐵券的規(guī)格也同樣體現(xiàn)出極其森嚴(yán)的等級制度，根據(jù)大臣爵位之高低將鐵券定為七個等級，“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高廣尺寸遞殺有差”。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頒賜了一大批“免死鐵券”。享受如此恩寵的大臣有：李文忠、李善長、馮勝、耿炳文、傅友德、徐達(dá)、湯和等。結(jié)果，那些拿到“免死鐵券”的開國元勛們，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享受到“免死”的特權(quán)，反而死于非命，太祖高皇帝的允諾竟然如此一分不值！
　　
　　朱元璋真是煞費(fèi)苦心，既要大封功臣，頒賜“免死鐵券”，又要大開殺戒，誅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權(quán)的潛在威脅，又要避免言而無信之譏。于是，在所有的“免死鐵券”中，都有類似這樣一句看似不經(jīng)意的話語：“除謀逆不肴，其余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有了這樣一個預(yù)先留下的后門，大殺功臣就談不上言而無信了。
　　
　　于是，洪武二十五年，丹書鐵券里規(guī)定不能免除的（與胡惟庸一起）“謀逆”罪狀羅織完成；“出萬死，勛臣第一”、年已七十七歲的李善長一門七十多人被殺。這當(dāng)然是冤案了，李善長為朱元璋打天下，是第一功臣，假使幫助胡惟庸成事，也不過是第一功臣，又何苦謀反？
　　
　　當(dāng)一個個功臣們被囚于檻車、押赴刑場時，這塊丹書鐵券又何曾起過絲毫作用，就連《水滸》里家有“丹書鐵券”的柴大官人最后也被小小的高唐州知府高廉屈打成招問成死罪。足見，“丹書鐵券”這樣的“免死牌”也并不是萬能的護(hù)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