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散了很久的步，回到家倒頭就睡，連手機都忘了關。正睡得不知所以，突然被手機鈴聲吵個半醒，我沒睜眼睛。任它響。第二遍鈴響的時候，我被迫徹底清醒，拿起電話。來電顯示是同學Z的手機號碼。看看表，已是凌晨兩點。怎么這時候給我打電話？莫非是出了什么事情？我連忙接通，還好，耳邊傳來他正常的聲音。
　　
　　“喂，你睡了嗎？”
　　
　　“已經醒了。”我說，“什么事？”“是不是有些打擾你？”“沒關系，反正已經被打擾了。”我開玩笑，“有事就說吧。”
　　
　　“我沒什么事。”他說，“就是睡不著，所以想和你文案話。”
　　
　　“真的沒事？”
　　
　　“真的沒事。”
　　
　　“噢。”我緊張的神經一下子松弛下來，不過立馬就開始憤怒。睡不著就找我？你把我當成什么人了？我是陪聊的嗎？我氣不打一處來。不過，再想想，也就算了，畢竟是死纏爛打過三年的同學。雖然彼此一直都有默契，屬于他是我的青衫之交我是他的紅顏知己的那種，卻也不是經常找我。而且，或許他還有什么苦衷沒有說出來，另外，我畢竟也已經醒了。在我舒緩憤怒的空當里，他似乎也在猶豫。終于，他又開口了：“你丈夫不在家？”“不在。”我說。心想幸虧我丈夫不在家，不然這電話來得還挺不好解釋呢。“那我就放心了。”這個笨家伙老老實實地說，“我說的放心也沒別的意思，就是怕打擾他，也怕他誤會。”他的言語在停頓中跳躍，“我知道自己不該打這個電話，這么晚了還給你打電話，太不禮貌……”
　　
　　半夜打電話的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唐突行為的本身道歉？他的啰嗦，讓我差點兒笑出來。我想起來那個經典的段子。一位護士叫醒了正在酣睡的病人，原因是病人該吃安眠藥了。
　　
　　“可我只是想和你文案話……”他接著說。“沒關系。”我說，“真的沒關系。”我們都沉默下來。我突然感覺非常難過。我真的已經不怪罪他了，可我不知道自己怎樣做才能安慰他，怎樣做才能讓他相信我對他的打擾真的已經毫不介意。是的，不過是文案話。此時此刻，我愿意相信他的目的就是這般泉水一樣的單純。但現在的問題是，他似乎不太相信自己輕易就能獲得同樣單純的理解和接受。難道為了飲下這口單純，我們僅僅掬水入唇還不夠，還必得披荊斬棘搬石頭去尋找那個十萬八千里的泉眼？還必得在說話這個詞周圍加上一些前綴或者后綴，搞出一堆復雜可笑的定語或補語？難道這樣才能給語言環境創造出習慣的安全感？—難道我們必得如此？
　　
　　我突然想起央視“藝術人生”的一次訪談中，主持人朱軍問彼時還單身的演員王志文：“你到底想找個什么樣的女孩？”王志文想了想，說：“就想找個能隨時隨地聊天的。”
　　
　　“這還不容易？”朱軍笑。
　　
　　“不容易。”王志文說，“比如你半夜里想到什么了，你叫她，她就會說：幾點了？多困啊，明天再說吧。你立刻就沒有興趣了。有些話，有些時候，對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說了。找到一個你想跟她說，能跟她說的人，不容易。”
　　
　　是的，這很難。或許你人緣不錯，和你認識的人很多，和你關系不錯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處的家人，甚或是骨肉交融的愛人，你也未見得想什么時候說話就和他說話，什么時候想和他說話都不必擔心失禮，不必自責，不必畏懼被冷淡和被斥責。茫茫人海，紫陌紅塵，熟悉的容顏千千萬萬，通訊錄上的名字萬萬千千，有幾個人能讓你有這樣的安然和把握，去隨時隨地暢所欲言？
　　
　　終于，我和Z開始聊天。聊的多是同窗時候的事。他講我的課間操姿勢如何不標準，我講他如何和同學拉起椅子打架，還聊到某位男同學一次吃16個饅頭，某位女同學在愚人節那天同時給兩個男生寫情書……他居然還記得我和一位語文老師的過節：那位語文老師講課很無趣，我不愛聽他的課，一次，故意設圈套問他每位老師講課是不是都有自己屬意的特點，他說當然如此，我問他你的風格是什么，他自謙說自己沒有風格，我連忙做恍然大悟狀，道：原來沒有特點就是你最大的特點啊，怪不得我這么不喜歡聽你的課呢。
　　
　　寂靜的深夜中，我們哈哈大笑。Z感嘆道：“那時候我就驚奇，怎么會有這么直率的人，心透明得像玻璃一樣。”
　　
　　這是他能夠在深夜把電話打給我的原因嗎？他也說起了自己現在的一些事。身在仕途，看起來是一條大道往前奔，但他的感覺常常卻是迷茫的。他說他幾乎每個深夜都不能自然入睡，心里空落落的，時不時地會涌起隱隱的痛楚。他和我一樣，都做過幾年教師，后來陰差陽錯地入了官道。“我常常想，其實自己只是適合當老師的。”他說。那次聊天，聊了一個半小時。他問我累不累，我說不累。他說他怕我累，我說沒關系。于是又聊了幾分鐘，他的聲音開始倦怠，我才驀然明白：他累了。其實我也累了。他問我累不累是想以關懷我的名義結束這次聊天，而我說不累則是為了讓他的孤獨釋放干凈。總之，因為客氣。我們都沒有說出完全的真話。想找個什么時候都可以說話的人，是難的。想找個什么時候都說真話的人，更難。
　　
　　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們見人就問好，分手道再見。我們喝湯不出聲，嚼食不露齒。我們長裙折扇形容淑女，西裝領帶裝扮紳士，下出租車等待門童護頂，進別人家首先乖乖換鞋—我們用常規行為來展示文明，用瑣碎細節來約定教養，用這一切來衡定所謂的素質，水準，乃至生活質量。在這種指數越來越高的生活質量中，再親密的人也有了顧忌，再相知的人也有了猜度。而這些顧忌和猜度漂浮在社會生活的表面，恰恰就是人人稱許的禮儀和規矩。我突然有些感謝Z。想想，在重重的鎧甲之下，他能夠撥響這個深夜來電，該經過多少次的猶豫才會付出這份勇氣啊。他肯定想了又想：她丈夫是不是在家？在家會不會給她帶來麻煩？丈夫不在家的話她會不會自作多情？她誤會了又該怎么辦？電話結束之后，他多半還會拷問自己：我怎么可以這么發瘋？我是不是神經有什么毛病？要不然怎么不僅睡不著還往她家里深更半夜地打電話？—更加混沌，更加繁贅。而他的初衷，不過是想和我文案話。他不過是想在無邊的黑夜里，找個無關利害的人，文案話。
　　
　　我們的心，我們最真實的那顆心，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相信你有，他有，我當然也有。但是身體和身體能碰見，眼睛和眼睛能碰見，唯有心和心，總是碰不到面。我們已經越來越不會真實，越來越找不到真實的渠道。即使偶爾有汩汩的清泉從深山流出—如這個夜晚Z的縱情來電，也很難抵達我們的手掌。因為在它經過的地方，龜裂的縫隙已經幾乎把它盡數截流。
　　
　　后來，Z再也沒有給我打過電話。以他官場多年積留的秉性，我想，他很可能會把這個深夜的電話視為自己的一次失態，一個把柄。或許，他還會為這個電話多次后悔和自責。但我非常想讓他知道的是：我很懷念那次不速之電，我覺得那個夜晚我們之間的聊天，是和他認識這么多年來—最純凈和最美好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