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經濟學觀點中，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社會分工，縮小了貧富差距。為什么呢？因為國際貿易中各國有“比較優勢”。簡單說來，發揮“比較優勢”就是：美國做一臺電腦用五個工人，越南做一臺電腦用三十個工人；美國做一條褲子用一個工人，越南做一條褲子用兩個工人。那么分工就是美國做電腦，越南做褲子。為什么呢？因為大家的時間有限，美國就挑自己最擅長的做，即便這兩項“絕對優勢”都具備，但是做電腦更快、更賺錢，就把做褲子的機會留給越南。分工就這樣產生了。
　　
　　但是馬斯金先生和他的研究伙伴發現，各發達國家的生產率也分三六九等。舉例來說，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生產效率是A，韓國是B，發展中國家泰國是C，加納是D，合作只會出現在生產效率差距不是特別大的國家之間。美國和韓國會有合作，韓國和泰國會有合作，泰國和加納會有合作。但是，美國和加納幾乎沒有合作（這里只是不精確的舉例）。就像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美國，主要是跟技術發達的日本、法國、英國等在“一個圈子”合作，偶然跟韓國合作，很少跟泰國合作，至于加納……
　　
　　“學渣”的頓悟
　　
　　跟土豪做朋友，也是一個道理。“土豪”這個戲謔的詞是從錢的角度說的，我們就把分析僅僅限制在很俗的錢的角度，這樣就容易且清晰多了。原來我覺得社會只分為“他們土豪”和“我們窮人”，所以只要和土豪做朋友，就會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一樣，互助互利，共同進步，“他好我也好”。但是事實上如馬斯金先生分析的全球化合作一樣，社會的財富層級遠遠不止兩個，土豪和土豪之間，窮人和土豪之間，窮人和窮人之間，都存在著很多層級。
　　
　　就像之前將國際社會簡單劃分為美國、韓國、泰國、加納一樣，我們將社會簡化分為“億萬富翁”“百萬富人”“十萬平民”“窮人如我”。恰如之前對國際分工的分析一樣，“億萬富翁”基本自己玩，偶爾帶著“百萬富人”玩，“百萬富人”和“十萬平民”一起玩，“窮人如我”基本自己玩。
　　
　　原因就像國際社會分工一樣，差距的大小是制約交際的核心。“億萬富翁”和“窮人如我”的差距實在太大了，即使到拉斯韋加斯的同一間包房，“億萬富翁”五花八門的玩法，“窮人如我”聽都沒聽過，想參與也參與不上；而“窮人如我”熱衷的街口擼串，“億萬富翁”也未必玩得來。所以，與其說“億萬富翁”不帶“窮人如我”一起玩，不如說兩方實在玩不到一塊兒去，因為跨度太大了。
　　
　　自己內部一個圈子自不必說，比之“億萬富翁”和“窮人如我”之間的大跨度、高難度的“交友狀況”，“億萬富翁”和“百萬富人”、“百萬富人”和“十萬平民”，以及“十萬平民”和“窮人如我”一起玩的狀況就要順暢很多。為什么呢？因為跨度小，在雙方承受范圍內的合理跨度是互助互愛的前提。
　　
　　所以，要想跟土豪做朋友，自己首先不能太窮。因為真的會有“窮得沒法做朋友”這種情況。當大土豪每天在高檔會所燈紅酒綠的時候，咱騎輛自行車過去也確實不方便、不好看。所謂禮尚往來，每次三萬的酒水單他們都買了，自己囊中羞澀也有點過意不去。反倒是跟和我們差距不是那么大的小土豪在一些好的酒店吃吃喝喝會舒坦些，畢竟彼此在話題、內容、價值觀等方面的交集要多一些。
　　
　　于是，僅從財富層級這一角度看，如果真的有人想“功利”地和土豪做朋友，首先要清晰定位自己的財富層級，再去同和自己財富層級相差不太大的土豪朋友愉快地玩耍，這樣發展友誼的過程效率高，發展友誼的結果質量高——太窮，就別找太富的玩。
　　
　　如果窮，憑什么
　　
　　至此，馬斯金先生對“跟土豪做朋友”的啟發基本說完了。現在，我們將假設極端化，來假設一種非常極端的情況：“如果我就是想要出于功利目的，跟土豪做朋友呢？而且我還很窮！”
　　
　　個人觀點，“窮人如我”可以通過增加“自身獲取社會資源的潛力”來讓自己獲得自己想要的跟土豪做朋友的機會。也就是說“窮人如我”的潛力可以“折現”，“折現”成“十萬平民”“百萬富人”“億萬富翁”，全看自己境況。自己的內外能力在可預期的未來能夠達到什么程度，也可以決定財富層級，只不過“折現”這東西不太穩定，不過給人的穩定感到什么程度，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怎么能加強自己“潛在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呢？比如：學識更廣，專業技能更強，學術水平更高，業務范圍更廣，長得漂亮，等等。也就是說，所有在個人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的提升，都是跟土豪做朋友的途徑。如果只是著眼于如何運用各種“勾搭”和“結交”的社交技能，那么必將和“跟土豪做朋友”這一目標背道而馳。總之，你那么窮，土豪憑什么跟你做朋友？憑的是你有潛力，而不是夠殷勤。
　　
　　社會上有很多這種例證，企業家的朋友們除了企業家，名學者、大律師等都是座上賓。土豪的朋友除了和自己差不多的土豪，基本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最差也是一堆男帥女靚的明星。馬云跟著李連杰一起推廣太極，林建岳過生日，劉德華、張學友同臺獻唱，當年郭臺銘見到林志玲，第一句話就是：“聽林百里提過你。”
　　
　　子曾經曰過
　　
　　以上是關于如何跟土豪做朋友的討論，但是這個討論有兩個硬傷：第一，技術問題，僅僅局限在“財富層級”這個單一角度討論；第二，倫理問題，將友誼過分功利化了。當然，僅看“跟土豪做朋友”這個戲謔化表達句本身，這兩個問題也不是問題。歷史雄辯地證明，諸如晉國土豪俞伯牙跟荒野窮人鐘子期友誼地久天長的例子，在我們生活中不勝枚舉。
　　
　　我個人最推崇的，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哥倆互助互黑一輩子，為了國家“你死我活”，又同舟共濟。
　　
　　最后，與大家分享孔子挑朋友的標準。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做朋友，有錢沒錢是次要的，關鍵得彼此三觀融洽。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做朋友，有錢沒錢是次要的，關鍵得對得起德行。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做朋友，有錢沒錢是次要的，關鍵得直率真誠、包容豁達、博學多才；至于阿諛奉承、兩面三刀、連哄帶騙的，一概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