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越來越大的聲音在輿論界響起，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我渴望這一論斷盡快變成現實，圓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強國夢。但是，看了那些鼓吹者的理由，卻使我心中隱隱不安，甚至生出一些不祥之感。
　　
　　在我的印象里，這一預言最先好像是出自一位號稱“國學大師”的學者之口。我認真拜讀了這位大師的文章，希望能找出一些靠得住的理由，可是，大師只是告訴我們，因為已經過去的20世紀是西方文化的世紀，所以到來的21世紀將會是中國的世紀，因為中國文化比西洋文化具有更多的優越性。至于如何優越，到底也沒有說清楚。我對于這種與風水學頗為相似的證明方法實在不敢茍同，人類畢竟已經進入了科學文明的21世紀，將社稷的命運寄托在風水輪流轉的理論基礎上，是十分危險的。
　　
　　東西方文化優劣之爭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老話題，鴉片戰爭中洋人戰無不勝的槍炮和此后華夏民族幾乎亡國滅種的慘劇，為之作了注腳。中國的確有可能產生出一種優于西方文化的新文明，但不是今天，而是在將來，在中國文化真正吸收、消化了西方文明彌足珍貴的普世價值之后。
　　
　　然而，關于“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說法，近期似乎又有了新進展，這便是那個所謂的“中國不高興”的高論，但它比前述“國學大師”的說法更令人驚愕。不管怎樣，前面的那位學者，還試圖為他的論斷給出一個理由，但“不高興”卻不需要任何理由了。
　　
　　我們小時候，聽得最多的就是要拯救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豪言壯語。這使我們這幫面有菜色的孺子，竟然暫時忘記了自己的饑腸轆轆，暗暗抱定了拯救西方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宏愿。直到上世紀80年代國門打開之后，才驀然發現需要拯救的原來是我們自己。
　　
　　有人提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鄧小平究竟做對了什么？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回答，我的看法是，鄧小平做對了一件事，就是將中國人的精神從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狂想癥中解救出來，回歸常識，承認現實，從而拉開了洋務運動以來又一輪學習西方的熱潮。這的確是一場思想解放，不過這次解放看來并不徹底，否則，就不會有后來這類囈語的出現。
　　
　　作家柏楊有一個重要發現，就是美國和日本從來不說下一個世紀是他們的世紀。全球金融風暴后，我們在國內的報紙上不斷看到中國拯救世界的高論，且不說一個經濟總量僅占全球6%、人均GDP全球排名百名開外的中國，究竟如何拯救世界；也不說中國自身在社會治理、吏治腐敗以及道德信仰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單就本次金融危機而言，中國之所以受到的影響較小，恰恰是因為我們的資本市場不發達。
　　
　　奇怪的是，山姆大叔似乎同意一些中國學者的說法，幾個月來，《參考消息》轉載的海外輿論中，多是美國時代即將結束的預警。其實，這正是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得以長久保持的秘訣所在：只要美國衰落的警笛不斷在美國人的心頭響起，美國就永遠是世界第一！所以，美國知識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尋找有可能替代美國的目標，并毫不吝惜地將下一個世紀的桂冠放到他的頭上。
　　
　　上世紀80年代，當質優價廉的日本產品洪水般地涌進美國，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的時候，美國人立即打出了“日本第一”的旗幟，斷言下一個世紀將會是日本人的世紀。不過，日本人看來沒有那么傻，他們拒不領情，反而拍出了《日本沉沒》這樣意味深長的影片，展示了日本民族更為強烈的危機意識。
　　
　　近年來，內地極端民族主義的聲調一浪高過一浪，“中國第一”的呼聲震天動地，然而，那個早已世界第二的日本鄰邦卻是如此的寧靜，靜到你聽不見他的任何聲息。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寧靜，它使人想起老子的告誡：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三國時代，孫權曾經給曹操上表，勸他稱王。謀士們詢問曹操意下如何，曹操沉吟良久，回答說：“孫仲謀是想把我架到火上烤啊！”當年的曹孟德肯定沒有料想到，后世會有人不等別人“勸進”就自己往火里跳。
　　
　　21世紀屬于誰？這個謎一般的問題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但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就可以回答：21世紀可能屬于任何人，但絕不會屬于那些剛剛填飽了肚皮就忘乎所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