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家過年，都覺得家鄉縣城越來越像賈樟柯鏡頭里的汾陽，充滿了故事，這故事由青春、記憶以及勃興的當下組成，這故事散落在縣城街道、新老建筑以及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上。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縣城飄起了小雨，我牽著五歲女兒的小手，漫無目的地閑逛著。平時不愛走路的她，那天沒有“求抱抱”，而是安靜地跟隨我走著，這個城市對她而言，仿佛沒有一點陌生感。
　　
　　我覺得這是一件挺神氣也挺神奇的事。自己也不曾想到，會有一天牽著女兒的手，走在少年時呼喊過、狂奔過的街道上。出生在別的城市的女兒，在她父親的家鄉，會留下什么樣的記憶？她長大之后，是否還會帶著她的孩子來這里，是否還會體會到安寧、自在的氣息？
　　
　　在縣城，我還遇見了每年都會遇見的人。一個遠房的表叔，準時約我見面，和我談他那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十多年前，一場冤案，讓他無辜被抓進監獄關了二百多天，無罪釋放后，他走上了漫長的維權路，沒上訪，沒堵政府大門，只是像《肖申克的救贖》里的安迪一樣，年復一年地往外寄信。就這樣一點點地努力，先是檢察機關還了他清白，后是法院改判他無罪，再是申請政府賠償成功，然后又是艱難地辦理了退休手續。今年他告訴我，正在申請補發被開除公職后幾年的工資，雖然遭遇阻力，但他堅信只要把信一封封寄下去，他那比竇娥還冤的案子，就能徹底結清。順便說一句，竇娥是我的老鄉，她的墓就在縣城邊上，我專門去拜謁過。
　　
　　我在縣城的兄弟開車把我拉到鐵路橋下面的飯館吃飯，在時不時駛過的火車的轟鳴聲里，他終于肯對我講述傷心往事。1989年，尚未成年的他卷入一場打架斗毆案，在那個時代，很多少年的命運會被一場打架改寫，他被判處了無期徒刑，而當年和他一起打架的孩子，有的只繳了五千元罰款就被放了出來，如果當時他有五千元，或許就可避免牢獄之災。他對我講他怎么在監獄里爭取減刑的故事，講述他坐滿十五年牢被釋放后突然面對這個變化巨大的世界的恐慌。現在他在一個工地老老實實地打工。吃飯的時候，他總說起我給他寄的一張賀年卡，他說他直到現在都記得卡片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我們在鐵道橋下合影，火車在頭頂呼嘯而過。
　　
　　我見到了弟弟妹妹們，當年他們都是孩子，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聚餐的時候，女人和小孩一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每逢這樣的時刻，我都有些恍惚，這一年一度的相聚，等待太久，在一起說話聊天的時間又太短，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臺攝像機，把這一幕幕都錄下來，等到深夜沒人的時候，自己看。很奇怪，以前沒有這種想法，總覺得生命漫長，有的是時間見面，可今年情緒變了，覺得時間太短，恨不能把這時間拍扁了、拉長了，再按下暫停鍵。
　　
　　我見到了家人、親人、同學、朋友，見到了縣城里的官員、社會上的小混混，見到了出租車司機、飯館老板、賣煎餅的、賣水果的，見到了城管車、擺攤小販……不管認識不認識，不管見面親熱不親熱，我都是一個外來人，是待幾天后要走的，他們的話里透著客氣；吃飯埋單的時候，我永遠沒有機會，因為總是有人說，你是客，遠來的都是客。有一段時間，我也一度這么認為，可今年心里就懸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我怎么就是客了呢？我怎么就是客了呢？
　　
　　這個縣城過往的故事滿滿地塞在我的記憶里，有的寫了出來，有的不舍得寫。它現在正在發生的故事，又一點點地被我塞進了腦海里，我在琢磨，怎么才能把它記錄下來，用對得住它的形式，寫下讓它永恒的內容。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最好的故事在縣城，這些故事生猛、真實，帶著土腥氣，講述時不需要矯飾，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牽扯到骨與血的時候，卻一點兒也不摻假。
　　
　　得益于互聯網，大城市看到的網絡電視，以及流行的手機APP，在縣城一樣普及；對商品房和私家車的追求與熱愛，同樣不理性；各種娛樂八卦、小道消息，傳播速度和內容與大城市高度一致，小城人的見識和見解，一點也不比大城市的少。而一線城市里沒有的，這里卻有，比如相對潔凈的空氣，大片接壤的土地，開車五分鐘就能見到的田野風情。
　　
　　每年的回鄉之旅，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年發現了縣城的故事性，發現了這座古老的小城，其實仍然年輕，而我對它有了依戀和了解的愿望，是因為我開始變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