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在家，我特別害怕一個人帶孩子。太累了。
　　
　　那時候我女兒兩歲多一點，剛會說連貫的文案，小嘴兒嘰嘰呱呱，整天不停：“爸爸，我要玩iPad！”“爸爸，開電視！”“爸爸，給我弄點心吧。”對她的這些要求，我當然不能隨時隨地滿足，多數時候都只好拒絕：“不行，不行，不行。”于是她就哭。
　　
　　一整天下來，筋疲力盡，全副心思都在跟孩子斗智斗勇，別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別人遇到這種情況，可能會求教于我，我自己又能求教于誰？我只好搜腸刮肚，想想那些心理學的技巧：無條件關注啊，強化啊，積極傾聽啊，行為塑造啊……有時候它們能奏點效，但并不真的讓我輕松，我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說錯了一個字：“寶貝，只能吃三塊餅干，看好了哦：一、二、三，三塊。”語氣要既溫柔又堅定。最要命的是方法之間還有沖突。孩子哭了，有人說不能哄，越哄越來勁；也有人說必須照顧她的感受，負面情緒不可忽視。各有各的道理。學了這么多年心理學，我還是莫衷一是。
　　
　　網上流傳不少文章，說西方的父母帶孩子都很有一套，省心省事。譬如說，有一種“哭聲免疫法”，嬰兒半夜醒來，哭了，大人只要狠著心不理不抱，以后就不會哭了——后來被證明是謠言了，但當時確有不少年輕父母信以為真。人在困苦的時候，會寄望于幻想的解脫。我有時也會胡思亂想：說不定外國人真的有什么訣竅呢？
　　
　　這疑問在與一個美國同學交流時得到了澄清。他也當爸爸了，對我說：“帶孩子哪有不累的，孩子哪有不鬧別扭的，鬧別扭哪有大人不煩的。”我遇到的難處，美國人也會遇到，這讓我心理平衡了一點。他又說：“你沒問題的，你連博士都能拿到。”在他看來，讀博士比帶孩子難得多。可是我覺得，剛好相反，帶孩子分明才是更大的挑戰！
　　
　　我的感覺怎么完全顛倒過來？帶著這個問題，我以心理咨詢師的視角做了一番自我分析，找到了一條解釋：也許是我對這兩件事情本身抱有不同的信念。我相信讀博士本來就是一件“大事”，苦點累點也理所應當，而帶孩子帶得這么辛苦（尤為是身為心理學者），是不“應該”的。
　　
　　我的美國同學認為帶孩子就該累，他不會為了“累”本身感到苦惱擔憂。而我太急于擺脫這種“累”的感覺了。不知不覺中，我對帶孩子這件事，存有了“理應具有某種捷徑”的預判。我一直在批判成功學，它們鼓吹“理想的人生應該早早地掙夠一輩子的錢”，弄得年輕人既心癢又迷茫。可是，號稱“育兒應該輕松又快樂”的育兒經，何嘗不是另一種成功學呢？
　　
　　有一天，我帶女兒吃飯，跟一個學心理學的朋友一起。席間，我們照例又開始斗智斗勇：“不許挑食！”“勺子，快！張大嘴！”“不行，爸爸不喂！”小家伙哼哼唧唧地推開碗，表示就想看電視。我焦頭爛額，心想現在就這么難管，將來怎么辦，又想這幾天一直不肯好好吃東西，是不是不舒服。我愁眉苦臉地抬起頭，問：“你說這種情況怎么辦？”
　　
　　我那位朋友笑吟吟地給我盛了一碗飯：“別老跟孩子較勁，學會見縫插針吃一口。”
　　
　　她一說“較勁”，我才意識到全身肌肉都處在緊繃狀態。我讓自己放松了一些，長長地呼出一口氣，這才意識到已經餓壞了。“可是，孩子吃飯的問題呢？”冒出這個擔憂的同時，我立刻失去了食欲。我女兒坐在一旁，擺弄著手里的勺子。她并沒有打擾我照顧腸胃的需求，只有我在通過想象制造焦慮。
　　
　　“孩子吃飯就是很麻煩，對你是問題，對所有人都是問題。你想一口氣就把問題解決掉，這口氣得憋多長時間啊？”我的朋友嘲笑我，“別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事實上，是我把事情變得更復雜了。帶孩子本來麻煩，而我對于“麻煩”的擔憂，又讓自己陷入徒勞的思考，焦灼的嘗試，和無止境的自我懷疑。于是累上加累。這時我有點明白帶孩子“不累”的訣竅了，就是承認它的累。越想否認，往往越自尋煩惱。倒不如承認它，反而可以心平氣和地應對它。人生不就是如此么？“行吧，”我一邊吃飯一邊悻悻地看女兒，“咱爺倆慢慢斗下去吧。”——卻發現小家伙拿著勺子，正乖乖地吃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