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14日夜，濕熱的巴黎擋不住法國人的國慶狂歡。來自農業社會、衣冠齊整的李鴻章及其隨從，面對奧什大街象征工業革命成就的耀眼燈光，卻表現出令當地媒體匪夷所思的冷靜，“沒有一個人下樓”，只是“在窗后冷眼旁觀”。其實不僅是面對這樣的盛典，一天后登上埃菲爾鐵塔的李鴻章對頂尖精密機器和高大建筑亦心不在焉，甚至對于法國外交部長漢諾多和總統富爾的設宴款待，也只是出于國際禮儀坐在那里，連象征性地動下筷子的舉動都不曾有……在旅居法國多年的邊芹看來，此時的李鴻章堅守和而不同的原則，言談舉止，更像是晚清無數守著城墻向外張望的官僚的杰出代表。
　　
　　不過，時間長、距離遠似乎并未給李鴻章帶來太多的生活不便。整個代表團多達36名成員，仆人更是多達60名，而其中3名隨團廚師的任務只有一個，那就是給李鴻章做可口的中國飯菜。他們帶了活雞、大米等，每天凌晨3點便起床做飯，現宰活雞。盡管遠在萬里之外，李鴻章的一頓普通晚餐依舊多達15道菜。
　　
　　從短短十幾天的行程來看，雖已74歲高齡，但李鴻章不知疲倦地奔走于法國政界。除了他的表情在當地媒體眼中始終顯得過于矜持外，官方禮儀倒也到位，衣著極為得體，根據一天不同會面或不同場合的要求，換上三四套官服再正常不過。總之，除了地點有別，李鴻章訪歐期間的吃喝拉撒及工作，儼如國內翻版。
　　
　　作為洋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李鴻章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篤信不疑。也正是因急于學到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知識，李鴻章同曾國藩一起，早在1872年便發起了選派120名中國幼童前往美國留學的運動，但留美幼童在掌握許多先進技術的同時，順帶接受了西方平等和民主的觀念，李鴻章等事與愿違。他還嘔心瀝血建成了亞洲首屈一指的艦隊，但所有這些，隨著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完敗而受到重挫。
　　
　　身背《馬關條約》屈辱的李鴻章當然渴望重振清軍雄風，捍衛疆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歐洲各國攀比著接待規格，摩拳擦掌地爭搶訂單”。在此次訪問中，李鴻章均享受到了上至沙皇、首相或總統的最高規格接見。從李鴻章豐富的人生閱歷來看，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國家政要的“良苦用心”，或者出于謹慎，或者出于職責權限，反正他全程沒有直接表態，所能做的除了觀察還是觀察。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抵達了工業革命的腹地，此次訪歐時間也極長，但李鴻章及其隨從的絕大部分時間被煩瑣的禮儀消磨，而真正自由支配的時間很可能只有像在奧什大街觀看法國國慶盛典時那樣，或者尋思著給家人買幾件禮品。而來自戰爭對手日本的山縣有朋，此時卻在“苦心鉆研歐洲的軍事機構和戰術兵法，把重點放在一式一樣地按歐洲軍團的模式，為日本建立起一支軍隊”上面。
　　
　　同樣是日本，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的伊藤博文有歐洲留學背景，與李鴻章旁觀歐洲工業革命現場截然不同，他是一名親歷者，同時也是知識的獲取者，直觀感受很深，內心理解更深。梁啟超就曾指出：“伊有優于李者一事焉，則曾游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歷史最終表明，李鴻章的良苦用心后來并沒有結出勝利的果實。李鴻章雖感受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他只是把自己封閉在北京城的高大城墻里，即便遠赴歐洲，官僚做派依舊不見消減。不難想象，一個滿足于官場做派的官員，怎么可能深入工業革命的現場，像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那樣潛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