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在微信里看到老翻譯家傅惟慈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握著手機愣了很久。
　　
　　悲傷無以言表，但第一波悲傷的潮水過后，我又被后悔折騰得坐立不安。回想今年一月去北京圖書訂貨會，照例順道走訪翻譯界的老友新朋，于公于私，我和幾個同事都把傅先生排在名單的第一位。
　　
　　那天，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備好了飯，我卻因為臨時多出一件推不掉的公事，猶豫再三，到底沒去成。
　　
　　去拜訪他的是我的同事馮濤和兩個新入行的編輯。后來問起，兩名新編輯都描述得眉飛色舞：已經有了韭菜餡和白菜餡的餃子，傅先生還怕不夠吃，囑咐女兒叫來比薩外賣，配上啤酒，中西合璧，宛若傅先生畢生從事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結構——子孫滿堂，但留在北京的不多。
　　
　　兩名新編輯的興奮在我的意料之中，稍稍讓我意外的是，他們還告訴我，傅先生的精神好著呢，向我問好，約我們天氣暖和些再去院子里曬太陽。我有些不放心，悄悄問跟傅先生打了十幾年交道的馮濤：“老爺子的哮喘病可有緩解？”他說：“這回是真的不錯，老爺子的身體狀況比前幾回見到時都要好，我們整整聊了一下午還意猶未盡。”
　　
　　有這一句話，我馬上開始憧憬今年秋天再去四根柏胡同做客的畫面。有一屋子的笑聲和陽光——這畫面是多么完整、多么立體，直到那天早上。
　　
　　傅先生喜歡引用印度政治家尼赫魯的話，把人生比作打牌。“手里的牌或好或壞，那是別人給你的，但如何把牌打好，你是有自己那份權力的。”
　　
　　自己這手牌原來是什么樣的，這一輩子打得好不好，老爺子心里就跟明鏡似的。無論如何，他不糾結，不患得患失，誰跟他聊起往事，他都說得豁達、磊落，不壓低，也不拔高。
　　
　　說實話，每次看望他或者想起他，對我們這些編輯的意義都十分大。在這一行浸淫日久，我們難免時時為老翻譯家們坎坷、辛勞的生涯唏噓——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往往學貫中西、胸懷世界，卻沒成為時代的寵兒。在這一群人里，傅先生是一抹亮色，他頑強地從混沌、灰暗的底子上跳出來。寫到這里，我突然心里一動，打電話問上次去看望他的同事，當時傅先生手邊有什么書。“哦，他正在看李懷宇的《家國萬里》。”
　　
　　那一天，老爺子一直在念叨書里講張充和的一段話，大意是，別人問張：“您這么老了，要是跌倒了怎么辦呀？”張說：“跌倒了就唱昆曲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