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在我去馬來西亞演講之前，接到當地一個女孩的來信，里面附了一沓資料，細看，是醫師的診斷證明：她得了血癌。
　　
　　“我很想去聽您的演講，但是因為要動手術，不能去了。”女孩子在信里描述了病情，以及她痛苦的生活。說到她從小就被姐姐欺負，似乎對她姐姐充滿怨恨。
　　
　　看看日子，正是她要動手術的前幾天，我立刻撥了越洋電話過去，是她自己接的。
　　
　　我問她動什么手術。
　　
　　“骨髓移植。”她說。
　　
　　“你能找到跟自己條件相符的捐贈者，已經很不容易了。”我說，“是誰呀？”
　　
　　“是我姐姐。”
　　
　　“就是你信里提到的，從小總是欺負你的姐姐？那個讓你抬不起頭的姐姐？”我問。
　　
　　“是，就是她。”我又問，“她知道那是非常痛的嗎？”
　　
　　“她知道。”
　　
　　“是她自己愿意，還是你求她的？”
　　
　　“她自己愿意。”
　　
　　“所以你知道她是愛你的。”
　　
　　好幾秒鐘，女孩子沒說話。然后幽幽地說：“是的，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她愛我。”
　　
　　這件事讓我想到一位與我通信多年。住在臺灣南部的女孩子。
　　
　　她天生身體不好，使得學業斷斷續續，也就常給我寫信訴苦。
　　
　　她尤其怨她的父親，覺得父親總在外面為事業忙，每天穿得西裝筆挺，早出晚歸，難得跟她說幾句話。
　　
　　我總在回信中勸她，說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雙親，只是每個人表達的方式不同罷了。
　　
　　有一天，又接到她的信，大意是這樣的：
　　
　　“那天，我在家暈倒了，醒過來，人在醫院，身上插看管子，我睜開眼，看見老爸坐在一邊，還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我好生氣，罵他：‘我都要死了，你還沒事似的，根本不關心我。’爸爸沒吭氣。然后，我看到護士在擦地上的血跡。我嚇一跳，叫起來：‘我流血了？哪里流血了？’護士過來，指了指我爸爸，說‘不是你，是他。他叫不到車，抱著你，跑了十幾條街。’我低頭看爸爸，才發現他雖然穿著西裝，腳上卻沒穿鞋子。他急著救我，居然連鞋都來不及穿，光著腳，抱著我，跑到醫院。他的腳被尖銳的東西割破，還在淌著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