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賈相識，最初是買他的蠶豆。指著他剝好的豆，我說：“一斤。”他說：“老哥是要炒來吃還是剝了做豆瓣酥？”
　　
　　“炒來吃。”
　　
　　“那么，老哥還是稱上三斤帶殼的，那樣嫩。你先去買別的菜，轉一圈回來，我就剝好了。”
　　
　　我們這個菜場位于市中心，又在一棟大樓的底層。菜價比外面貴。其他菜販忙著掙錢，很少和買菜的人啰唆。老賈卻不厭其煩：“蠶豆花先由下面開，最后才是上面，下面的豆莢變黑了，上面還嫩著呀。瞧瞧，無論哪個攤位都把黑了的豆莢先剝了。”
　　
　　依照慣例，我把一元錢放在他的秤盤里。老賈笑笑，搖了下頭。
　　
　　他將剝好的鮮嫩蠶豆倒入食品袋，加上一把蔥，遞給我，說：“急火快炒，豆太嫩，不要煮爛了。”
　　
　　回家后，我倒出蠶豆，“當”的一聲，掉出一枚一元硬幣。這個老賈！
　　
　　此后，每次買菜我們都要聊上三五句。
　　
　　老賈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叫作休閑的時候。我看見他最多蹲在菜場外面的臺階上抽一根煙而已。
　　
　　有一次他茫然地問我，上海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看看。我說上海博物館有精美的青銅器和瓷器，中華藝術宮里有活動的《清明上河圖》……還說交通便利，乘地鐵很快就能到。他很認真地說：“聽人家講過，沒有去過。”
　　
　　大約有一周，他的妻子沒有出現在攤位。
　　
　　“太太回家去了？”
　　
　　“回家了。伺候女兒去了，女兒坐了月子。”
　　
　　“喜事啊，那還不在家中待個一年半載？”
　　
　　“很快就回來了。女兒要上班，孩子就交給奶奶了。”
　　
　　他知道我在帶外孫，就說：“鄉下和城里不一樣，姥姥服侍產婦就行了，孩子都是交給奶奶帶。”
　　
　　“你的孩子也是奶奶帶大的嗎？”
　　
　　“哪里有那樣的福分？奶奶去世得早。大的是女兒，讀到高中，我老婆就來上海幫我。兩個兒子都是女兒帶大的——大的帶小的，她做了小老師。”
　　
　　不得了，他的三個孩子都已經大學本科畢業，其中一個在讀博士。我見過那個博士，戴一副眼鏡，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土地規劃，放假的日子一般都在農村考察，假期偶然還余幾天，就來上海在菜場幫忙。他笑嘻嘻的，穿著幾乎有一些破舊，是那種不愿顯山露水的人。不過賣菜是一把好手，剝蠶豆、筍，切冬瓜、南瓜都很熟練。他會和買菜的人嘮家常，有一回還給一個老太太提建議，說血壓高應該多吃什么蔬菜。
　　
　　博士的姐姐我也見過。她是在徐家匯上班的白領，就算是穿著菜場的工作服，語氣也平和，笑容一直掛在臉上，有一種裝不出來的氣質。她經常周末來為老兩口搭一把手。
　　
　　博士賣菜的時候，圍觀的賣菜人和買菜人不免會嘖嘖稱贊，投以羨慕的目光。
　　
　　老賈也會調侃：“誰看著喜歡，給誰做兒子好了。”
　　
　　周圍的人全都嘿嘿笑了：“你舍得？”老賈便很驕傲地說：“我們家姑娘和小子都說了，讓我們什么都不要做，他們掙的錢夠我們花了，要我們好好保養身體，說今后我們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很少聽老賈說過這樣高調的言語，他的老婆急得一直在扯他的衣袖。
　　
　　這是老賈最快樂的時候。他留下老婆陪著兒子和女兒賣菜、說家常話，自己卻走得遠遠的，在菜場門口抽煙，同時斜著眼瞄自己的孩子。那神態像是畢加索或者林風眠，畫著畫，不時往后退兩步，對著自己心愛的作品左看右看。
　　
　　2023年清明節前兩天，隔壁的菜販把自己的攤位擴展到老賈的位置。我正在詫異，人群中有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正是老賈。
　　
　　“老哥，我要走了。”
　　
　　“回家上墳？”我問。老賈很珍惜時間。回信陽要坐六七個小時動車，他往往晚上到達，掃完墓，住一兩天緩口氣，很快就又出現在攤位上。
　　
　　“不是，在廣東工作的我家老二，媳婦生了孩子，我們當上了爺爺奶奶。”他笑著，笑容融化了臉上的皺紋。
　　
　　他是來退攤位的。我想起他說過“孩子交給奶奶，姥姥服侍產婦”。那么此去雖和女兒、女婿別離，卻是和兒子、兒媳，以及孫子團聚。他們是典型的中國農民，講究家族的傳承。因為長孫的誕生，廣東自然成為一家的重心，老賈的二兒子顯然成為一個家庭新的頂梁柱。
　　
　　在老賈的手中買了這么多年的菜，沒有聽全他的故事。如今他不會再來了，我便有一些留戀，同時也有一些遺憾。十九年了，一個大大的“家”字，占據了他所有的心靈空間，他幾乎沒有休閑的時光。恍然想起，老賈曾經說起哪些地方可以看看，大概那時候他已經知道要離開上海了吧。可是最后，他還是沒有去過我所介紹的任何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