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憶錄》記載：
　　
　　（金庸）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個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后，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里講‘七法財’……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么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不上來。他當然答不上來，為什么？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并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
　　
　　李敖并不憎恨資產、財富，他甚至鄙視“窮光蛋侈談抱負”“一錢難倒英雄好漢”，連自己生計都弄不好的人，怎么可能做一個“獨立的人”？“一個人行有余力，才有資格做志士仁人”。所以，李敖諷刺金庸，非針對其財產，而是他的“知行不一”：金庸資產過億，確數外人不得而知；身為富翁，又自我標榜是極“虔誠”的佛教徒，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嗎？
　　
　　這就是李敖。無論針砭時弊，還是評點人物，皆不留情面。斯人雖已作古，讀其書，依然可想見其為人——有大學問，具真性情，敢說真話，可謂并世無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