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阿姨67歲的人生中，前60年所有認識的朋友，加起來都沒有她在一個冬天里認識得多。
　　
　　作為一名退休在家的天氣預報員，馬阿姨的一天基本這樣度過：早上起床去小區廣場跳一種叫“佳木斯快樂舞步”的廣場舞，跳完之后去參加小區的業余合唱團，吃完中飯睡一會兒午覺，起床再去跳廣場舞，然后回家吃飯、看兩集連續劇，睡覺。
　　
　　她所在的舞蹈隊有300名隊員，她認識其中的100多個。服裝由贊助商統一贊助，每到運動時間，整齊劃一的隊伍在廣場上黑壓壓一大片，蔚為壯觀。而她所在的小區有3支同等規模的舞蹈隊。散場的時候，廣場上大群人有說有笑各奔東西，“那感覺就跟當年毛主席在廣場接見紅衛兵似的。”
　　
　　每到冬天，她都會坐飛機到海南三亞去過冬，11月過去，次年3月回來。那里也有同樣規模的舞蹈隊，她也認識其中的100多個。這還不算同樣來自北京這個小區的十多個鄰居。
　　
　　這樣的場面在馬阿姨過去的人生中從未見過。以前廣場上也有扭秧歌、跳交誼舞、唱京劇的，但從未達到過這樣的規模。央視《新聞1+1》2023年11月報道說，中國有近億人參與廣場舞。還有媒體分析說，這與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有關。
　　
　　但這似乎并不能解釋所有的現象。在沒退休之前，馬阿姨熟悉的社交方式是每到年節單位聚餐，親戚朋友吃飯、喝酒，吃完年輕人去唱卡拉OK，長輩則坐在家里打麻將。春節大家打電話拜年，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就發短信。
　　
　　一切都與以往截然不同了。馬阿姨去參加同學會，記回來滿滿三張紙的微信、微博賬號。她的兒子兒媳，坐在同一個房間里，還要用手機打字說話。他們拒絕給親戚朋友打電話。他們也很少聚餐和唱卡拉OK。她的外孫，小小年紀成天泡在一個叫《摩爾莊園》的網絡游戲里，她偶爾說兩句，女兒就說，“以后的社會都是這樣了，不要管他。”
　　
　　2007年，零點調查曾做過一份《中國居民溝通指數》調查，里面有兩個有趣的結論，一是中國人社交最主要的方式里，“飯局”以接近半數的優勢高居第一，體育和卡拉OK分別排第二、第三，加起來也不如“飯局”高。另一個結論是，中國人的社交圈，“親戚”以壓倒性優勢占據第一，“同學”和“同事”居次，“陌生人社交”則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但短短5年過去，隨著中國的GDP總額從2007年的24萬億增長到2023年的超過50萬億人民幣，以及城鎮化和互聯網社交的快速興起，曾經典型的中國式“熟人社會”，正在崩塌。
　　
　　虛擬人生
　　
　　中國人也許是這個星球上最喜歡在虛擬世界中社交的族群。有數字顯示，中國人在2023年中平均每天花費在各類社交網站上的時間為46分鐘，而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全年累計花費了約1670億小時在社交網絡當中。這相當于1900萬年。
　　
　　在改變中國人對“陌生人社交”的羞澀這一點上，沒有什么比網絡社交更具沖擊性的工具了。新浪微博和騰訊微信的用戶數，分別在發展4年和3年后超過了5億。而在熟人社交方面，騰訊公司的另一款產品QQ空間則給出了更驚人的數字。在第三方的統計數據中，它的用戶數達到驚人的7。12億，其中有半數用戶為老人和小孩，他們喜歡在這個平臺上玩網絡社交游戲。
　　
　　但31歲的彭玲（化名）從未想過，自己會在虛擬世界里找到另一半。
　　
　　事情只能用鬼使神差來形容。此前百般反對媽媽拿著自己的照片去公園參加“家長相親會”的她，從朋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一個個人做的微信相親公眾賬號，就毫無顧慮地按照公號里的自動回復發去了自己的基本情況，當晚她的資料就出現在了賬號的公共推送消息里。再后來，就收到十來個追求者的郵件，兩個月后，在鮮花和戒指前，她的終身大事居然就這么搞定了。
　　
　　現在回想起來，彭玲也有點覺得不可思議，她不知道那個公眾賬號背后到底是誰，有多少個粉絲，有怎樣的審核機制，究竟通過怎樣的渠道到達她這里，運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很奇怪地有種莫名的信賴，居然就這么把自己的終身大事托付出去了？
　　
　　彭玲的那個他多少知道一點情況，在北京某公司做程序員的他說，聽說這個賬號是隔壁另一家公司的某技術“大牛”在睡午覺的間隙做的一個數據庫，用一個很復雜的配對規則來定向發布信息，“接收和發布接口都是自動的”，無從知道它上面有多少“成交”，但他估計不在少數。因為前幾天圈內有100萬粉絲的著名公眾賬號“羅輯思維”舉辦相親大會，連續數天，每天都能公布10個姑娘的資料。
　　
　　“你覺得很奇怪這么快就有這么多回復？”他說，“我們公司所有人都有微信，一半都是光棍，光是我們部門就有7個光棍訂閱了那個公共賬號。”
　　
　　在某種程度上，韓荔的公共賬號“翠西小姐”，可能可以解釋“大牛”們的思維邏輯。在微信朋友圈做“電商”半年，她在自己的“翠西小姐”上發布了一份“半年財報”：“共計發布商品106件，成交83件，退貨2件，銷售額共計143000元，理論提成6600元，辛苦與利潤有點不成正比，但很有意思，謝謝大家的支持與幫助。”
　　
　　“翠西小姐”是韓荔的一個實驗，熟人朋友把要賣的東西拍照發來，經過編輯和文案撰寫，發布在公眾賬號上，該賬號的粉絲如果喜歡，就在淘寶下單，此后韓荔再通知朋友發貨，粉絲收貨后放款，由韓荔提取5%的提成，把剩下的錢打給對方。
　　
　　這中間沒有任何書面的協議和文書，僅憑朋友間的誠信支撐。有時甚至標準還會放寬一些：只要韓荔和賣家之間有雙方認識的朋友，她就同意代賣這件貨品。這其實很有些風險，她經手的最貴的一件貨品是谷歌眼鏡，標價2萬元。
　　
　　有時候韓荔也覺得有點擔心。作為某網站電商記者的她，深知這不是一項可持續的生意，一是邏輯太簡單，就是掙信息不對稱的錢；二是“利潤和風險不成比例”，商業邏輯不合理。但話說回來，這個“實驗”也大大拓展了她的朋友圈，比如有著名的電商網站會在這里試賣一些新品；再比如，有很多淘寶小賣家想找她來做渠道代理，還有過行業大佬加她的私人微信，討論“如果給你100萬美元，你會怎么做？”
　　
　　美式飯局
　　
　　但網絡，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收獲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惟一方法。
　　
　　開車從京承高速出京方向的第一個出口出來，與一條波光粼粼的小河擦肩而過，在車少人稀的林蔭道上開上十幾公里，就到了陳崢的家，一片河畔聯排別墅區的小樓。
　　
　　44歲的陳10年前從美國回國，歷任幾家IT公司的高管，現在自己創業。太太任毅杰是標準家庭主婦，業余在小區附近辦了一家舞蹈學校。兩個孩子小的一歲半，大的在附近的私立小學上學前班。
　　
　　陳的社交圈子基本有三個：一是各種商業聚會和論壇，二是在京海歸團體的聚會，三是各種各樣的家庭派對。前兩個的形式基本數年不變，就是喝酒吃飯換名片，但最后一種，陳評價說，是自己最喜歡的，“真的能夠帶來享受和快樂”的那種社交方式。
　　
　　現在回頭看，陳崢非常慶幸搬進小區時，沒有像其他鄰居一樣偷偷在后院里蓋房子。倒不是有多么高的覺悟，陳崢說，自己就是有一個樸素的愿望：像美國人那樣，在自家院子里烤肉喝酒，曬太陽，招待朋友。
　　
　　愿望雖好，真的實踐起來就有點走樣。首先，陽光明媚溫度適宜的天氣，在北京的確有點少，滿打滿算，也就是春天仨禮拜，秋天仨禮拜。其次，就算天氣能忍受，這個離市區不遠的小區也不是世外桃源，往往還沒吃幾口，大家就因為或蚊蟲叮咬，或霧霾環繞不得不搬進屋里。
　　
　　盡管如此，家庭聚會還是帶來了很多樂趣。雖然只能屋外烤肉屋里吃，但陳崢的烤小牛腰已經在朋友圈里小有名氣，太太的西餐和中餐也都像模像樣，每到周末，經常有朋友攜家帶眷專門來吃，吃完抹抹嘴，激發胸中好斗之氣，當場就要約下周在自家招待一桌更高級的飯局。
　　
　　不僅如此，家庭派對還有很多方便之處。一是住處不遠，喝了酒不好開車，走兩步就回家了，或者開車送一趟，也不過10分鐘。二是大家都有小孩，家里遍地玩具吃完就可以自由活動，不需要像在飯館里那樣，邊吃還要邊提心吊膽孩子會不會不見了。
　　
　　幾年的派對搞下來，陳崢覺得大有收獲。不用擔心衛生問題，無需穿得整整齊齊，孩子有了伴，自己多了拿手菜，也吃到了更多好吃的，最關鍵的是，這種社交方式更隨意放松，吃得好自然聊得好，接受這種方式的朋友也越來越多，你帶個朋友他帶個朋友，不需刻意經營，圈子就在不知不覺中變大了。
　　
　　這讓陳崢的朋友圈跨度大到自己都感到驚訝。他這招待過外企的白領、互聯網的程序員、時尚圈穿普拉達的女魔頭、派出所的民警、使館的武官，進了家門，都脫下職業外表變成了普通人，講起段子來比誰都逗。而且在生意上，這種社交關系往往比“換名片”的那種更靠譜，陳說，他最近的一樁生意，就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做成的。
　　
　　生意的邏輯
　　
　　這并非輿論對中國社交圈的主流印象。今年早些時候，NBC在一則名為《美國大公司為何在中國失敗》的文章中說，在中國，生意并不簡單地是生意，它是社交。關系是商業和政府合同背后的驅動力，是將人們聚合在一起的無形膠水。
　　
　　中國有很多低調而有權力的商業社交圈，包括華夏同學會、泰山會、中企俱樂部、江南會、正和島、阿拉善、接力中國等，在媒體的商業故事中它們更像“商幫”，在很多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都曾經出現過。
　　
　　李亦非，一家對沖基金的中國區主席，也曾經評價說，中國的成功人士社交方面都非常厲害，都是“求出來的，求就是賣，就是銷售你自己，同時銷售一個好的價值觀、好的產品、好的項目，會銷售的人都是一定會成功的。”她還說，不求人可能是大部分人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在胡坤看來，生意的邏輯已經早就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很難想像，作為一名標準的“紅二代”，胡坤的正式身份是一名公益組織者，他是ichi非遺國際化項目聯合創始人，以及Nexus全球青年峰會的中國負責人。
　　
　　后者的主要目的，是發動中國權貴家族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們，同這個星球上其他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年輕人一起，參與到公益項目中來。
　　
　　這樣的想法并非憑空而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執行總監馬修·泰勒幾個月前撰文說，2010年他因為工作需要接觸了一些幼兒園，發現盡管幼兒園、孩子、家長的情況都大同小異，但有些幼兒園的家長就很“抱團”，有些則一盤散沙。
　　
　　再進一步研究，他發現家長“抱團”的幼兒園都有同樣一個特質，即它們都因為缺錢，所以需要家長義務勞動、捐獻食物或者一起籌款。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組織促成社交網絡的形成，但具有緊迫感、使命感的任務，決定一個社交網絡的活躍程度。
　　
　　胡坤對此毫不懷疑。他的目標是在中國1萬個頂尖的家族繼承者中，選出有意愿也有實力的80名富家子弟來參與這個項目。他已經甄選出了60名參與者，舉辦過幾次線下的討論和論壇。除此之外，參與者也會在微信群里討論項目，或者是組織非官方的聚會。
　　
　　胡坤參加過這些聚會中的一部分，感覺除了有時稍微奢侈一點，例如“打飛的”來參加聚會之類，其他的與普通北京年輕人的聚會并無二致。他們有時會包廳看個電影，或者玩玩密室逃脫，喝點東西，或騎騎馬，停下來的時候就討論些正經事。有些人抱著功利的態度參加聚會，一進來就想要拉關系找錢，大家就不客氣地把他轟出去。而有些人被家里管得很嚴，連住酒店的錢都拿不出，大家就想辦法說服家長，或者幫他攤一些。
　　
　　“再過10年，或者20年，中國的精英階層，一定會是有國際視野、有海外資源的人。”胡坤說，“而這個世界的規則早就不完全是競爭這么簡單了，還有競合，還有企業社會責任，國外的有些家族已經做了兩三代，但我們這里完全是剛剛起步。你要和人家有共同語言，要把生意做得更大，要收獲海外市場，必須懂得別人的價值觀。”
　　
　　多慮與焦慮
　　
　　但對承受更多社會和生活壓力的30歲—50歲的中國人說，這些都并不是他們的社交常態，他們中的很多人對現實存在的問題感到無力，而這一點無法隨社交圈子的擴大得到解決。有媒體發布過數據，認為這個階層有3000萬人患有“社交焦慮癥”，但并未有進一步的可信數據證實，可以肯定的是，焦慮像逗號一樣一直都在，而社交則成為句號。
　　
　　盡管擁有160萬微博粉絲，王小山已經不怎么有精力在虛擬世界里結交新朋友。他關注的1000多人里，絕大多數都是10年前或者15年前在某個BBS上相交，然后在線下的某個飯局上認識的。飯局曾經是王那一代人主要的社交方式。他們喜歡在半夜兩點聚會，喝一瓶一瓶的白酒，在暈暈乎乎的狀態里，聊理想、社會、文學和人生。
　　
　　似乎在一夜之間，飯局不再流行。中國烹飪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餐飲業已經連續一年陷入負增長。中國政府在今年的早些時候提出“凈化社交圈”，嚴厲譴責了官員在社交中吸高檔煙，喝高檔酒，和出入高檔會所的不良風氣。北京有4000余家私人會所；而在廣州和深圳，它們則主要是高爾夫會所。人們對它們一無所知，但官方媒體《半月談》早些時候評論說，一些干部在這類社交圈里是“政治騙子和花花公子”。
　　
　　這與王小山毫無關系。他不是政府官員，也與這個圈子毫無交集。他曾經熱衷于在微博上質疑中國的國有控股牛奶企業蒙牛，但現在網絡對他來說，不再是暢所欲言的世外桃源。此前，證監會、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均表示，針對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出現，中國將制定更嚴格的管理辦法和法律法規。
　　
　　越來越多的朋友不再喜歡飯局，也不再喜歡上網。早在兩年前，王小山也戒了酒，開始像其他朋友一樣，在清晨鍛煉。他的微信上，只有寥寥十幾個人，其中一個是老婆，剩下的一半是老板、同事，一半是德州撲克牌桌上認識的牌友—王從兩年前開始打德州撲克，現在是一家在線德州撲克網站的簽約牌手，得過一次冠軍，兩次亞軍，和其他七八次比賽的不錯排名。
　　
　　盡管在媒體的標題中，德州撲克經常被形容為“中國白富美及富豪明星的糜爛社交工具”，但王認為，他從中收獲了平靜。“他們都是非常內斂的人，我們在一起只談牌局”，他說，“牌局里有很多讓人開心的東西，有時候為一手牌可以笑半天。”
　　
　　沒有比賽的時候，王小山就使用VPN工具去國外的網站打撲克。他有時候也會用它看看多數中國人不熟悉的社交圈子，但是并不怎么發言。BIIntelligence首份全球社交媒體普查年度報告中說，Facebook在中國有9500萬用戶、Google+在中國有1億用戶，Twitter有8000萬，YouTube有6000萬。
　　
　　2000年，哈佛大學公共政策專家普特南（Robert。D。putnam）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孤獨保齡球：美國社會資本的枯竭》，引發了很大爭議。在這本書中，他以美國保齡球俱樂部的衰落為例，指出從1950年以來，在電視和視頻游戲等因素影響下，美國種種傳統的社交方式正在崩塌，而這將直接帶來種族的隔閡，乃至民主的衰落。
　　
　　這本書給普特南帶來了兩任總統的接見，但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質疑者認為，他在研究中忽略了對結果不利的數據，此外也忽略了新的社交方式的興起，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也有學者為收音機的興起引發過同樣的擔憂，但事實證明這是多慮了。
　　
　　但沒有人知道狼來了的故事是否會繼續。新的社交方式真的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正能量嗎？沒人知道答案。畢竟2010年大衛·芬奇的電影《社交網絡》在中國上映時，很多人都記住了結尾的一句話：you're not an？asshole，you're just trying so hard to be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