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我都有一種病，叫“好人病”。我想有這病的絕對不止我一個。
　　
　　小學時我很內向，當時班級是個流氓足球班，老師讓我自修在講臺上管紀律，而膽小如鼠的我看到他們就流冷汗。每次我管紀律，我不敢觸犯他們，只好很孬地走到他們身邊輕輕拍拍他們說“別說話了行不行”，反而招來了白眼和譏笑。
　　
　　后來到了高中，“好人病”改了不少，壯了許多膽，但仍沒法逃出“害怕眾人眼光”的心理陰影。每次做什么事，我總是會想：“別人會怎么看我？”“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在裝逼？”“他們會不會不喜歡我了？”
　　
　　瞬間數年，來到美國，我讀的大學巴德學院，養了一群世界級奇葩，所有所見所聞都是對我世界觀價值觀新的洗禮和沖擊，顛覆了我前18年的“他人眼光”恐懼。比如說我們學校有一群藝術怪人，每天赤腳上學，或奇裝異服、或是胸罩外穿，一上課發言就千奇百怪，腦洞大開。他們每個人都敢說，敢領導，敢發言，敢給方向給提議。教授講得不好的時候，他們就會在課堂上指出邏輯錯誤，并大作演講。他們還組織志愿者團隊去頂級監獄教殺人犯念書。最強的是他們“不屑于交朋友”，談得來的一起聊，談不來的拉倒自己嗨。
　　
　　這就是我極端又奇葩的大學經歷，也是對我自身的第一次腦沖擊，每次我都有種我以前那么在意別人眼光到底是在怕什么的心情。這也是我大學最大的收獲。
　　
　　畢業后，我帶著好人病來到了職場。老板給我任務，我從來不會說不，甚至常看她臉色隨時改變我的方向和言辭。和同事討論的時候，我總是變成了最后答應做最多執行的那個垃圾桶，經常加班加點到很晚。再看美國人，如果持續加班到八點以后，他們就開始會向上級抱怨這樣的工作方式沒有效率。如果隔壁部門要讓他們幫忙做任何工作以外的事，就算是親兄妹也會推回，保證自己不吃虧、不加點。
　　
　　有一次我又在加班工作，老板對我說：“Doris我很擔心你，總是這么加班。”我問她：“我加班你不是應該開心嗎，為什么擔心？”她說：“偶爾加班我可以理解，如果一直加班就說明責任分配不對，你已經超負荷，長期是不可持續的。這樣長期是留不住你了，我也會失去一個好員工。我寧可你自己高興。”
　　
　　在美國的這七年，我漸漸被他們從一個膽小的“好人”磨煉成了一個“自私”的家伙。每次想起童年，我覺得“好人是一種病態”，更覺得“你是好人只是因為你太弱，太沒自信，太沒安全感”。在做好人的過程中，我不覺得我真正享受了做一個好人，而是一種被迫的“他人討好”。
　　
　　為什么會這樣呢？無非是因為“我害怕失去”“我把這份工作看得太重”。可是事實上呢？人生也許只有一百年，而工作只是我們生活在世界上的一個支撐方式，真的值得為了這個而放棄自己的生活和快樂嗎？于是我慢慢把別人的眼光、期待、批判全部放下，把重心全部回歸到自己身上，慢慢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自信、自尊（selfesteem）和自愛。
　　
　　如果還有人因為你是好人而越線，告訴他你再不珍惜我的努力，我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