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行動能改變世界嗎-視野

一
　　
　　12月嚴重的霧霾天氣里，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條呼吁刷屏了：
　　
　　既然無法短期內從根本上解決霧霾，就請給所有學校包括幼兒園安裝可去除PM2。5的新風系統或空氣凈化器，并定期更換濾芯。
　　
　　往前幾個月，微信朋友圈出現了“人販子一律判死刑”帖，讓網民做出承諾，建議國家修改販賣兒童的法律，買賣孩子的都判死刑。“不求點贊，只求擴散”更讓這一話題迅速發酵，在網絡和傳統媒體引發了熱烈討論。
　　
　　美國白宮在2011年開通了一個請愿網站。一項請愿只要在一個月內收集到10萬個簽名表示支持，政府就會審議相關請求，并做出回應。中國網民就朱令案、Gmail解封、豆腐腦應該是甜的還是咸的等等大事小事進行了踴躍的越洋上訪。
　　
　　以上幾例盡管時間、地點、人物大相徑庭，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可歸為網絡行動。這個詞泛指各種利用互聯網來推進或影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保護等公共事務的行為。
　　
　　互聯網時代，“行動”的門檻變得前所未有的低。點個贊，簽個名，轉發一項倡議，參與一項討論，只要在網絡上對某個公共話題付出些微的努力，都可以說是“行動”的一種。正因為它包羅萬象，這一現象也出現了眾多別名，比如“懶漢行動主義”“點擊主義”“鍵盤俠”等等。種種別名雖各有側重，卻都難免帶有嘲謔甚至譴責的意味。
　　
　　二
　　
　　嘲謔的原因之一，是網絡行動的動因往往經不起推敲。
　　
　　給一篇文章點贊前，你真的仔細讀明白了嗎？分享一條捐款鏈接之前，你真的搞清楚錢捐給誰和怎么花了嗎？就某個話題大發宏論之前，你真的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嗎？在參與熱火朝天的網絡罵戰之前，你真的抱著開放、理性的心態，為理解對立面的觀點而做出真誠的努力了嗎？
　　
　　可惜，對一部分網絡行動而言，以上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互聯網空間，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本身具有了自我標榜的意義。特別是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半公開的空間，給了普通人一個展示自己的舞臺。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可以構建一個更積極、更“高大上”的自我。研究表明，大多數人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狀態（針對所有好友）和私人消息（只針對特定好友）的內容和語調有明顯不同。前者往往比后者傳遞了更多積極正面的情緒（也就是說，在社交媒體上“裝”是一種必然）。轉發、點贊，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公共參與行動，是一種建構自我形象的過程。當個體的虛榮心和表現欲得到滿足以后，網絡行動往往止步于此。
　　
　　而在匿名的網絡社區，參與網絡行動的動機則更加多樣。匿名性給了我們一層虛假的保護膜（可以說，真正的匿名性在互聯網上并不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可為所欲為。媒體研究者JosephReagle稱，匿名評論是網絡世界的“下只角”，在鍵盤后面是各種人性的陰暗面。殊不見，公知大V的微博留言里，俯拾皆是掐架的、泄憤的、寫段子的、傳謠言的、占沙發的、打醬油的、搞行為藝術的、做小廣告的……鍵盤一點，便是刷存在感的方式。
　　
　　三
　　
　　嘲謔的原因之二，是網絡行動到底有什么用？
　　
　　微信上無數人販子的死刑帖，的確在虛擬空間產生了短暫的轟動效應，但它們對社會現實的改變約等于零。在信息轟炸的今天，網民們的注意力，須臾便會轉向新的事件和訴求。
　　
　　要推進或影響任何公共事務，需要長期不懈的實際行動。而網絡行動者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接地氣”的實際行動。
　　
　　最可怕的是，參與網絡行動后帶來的那一絲自我陶醉和自我肯定，能給網民們“我已經盡過力了”的錯覺，進一步減少了其后續行動的可能性。
　　
　　巴黎遭遇暴恐襲擊后，一些巴黎民眾在推特上啟用了“#PorteOuverte”標簽（法語“開門”），愿敞開家門，為處于困境中的游客提供臨時避難所。在媒體報道下，這一網絡行動漸成當時的熱點。這一標簽很快在推特上涌現，淹沒了真正有價值的信息——避難所。這一事例表明，盡管網絡行動者的出發點很相似，但對某個行動的多元解讀很可能帶來副作用，甚至反作用。
　　
　　四
　　
　　雖然網絡行動的動機不純粹，直接效果不明顯，卻也并非一無是處。
　　
　　網絡行動的一重意義，在于讓原本零星的個體行為產生規模效應。
　　
　　曼瑟爾·奧爾森在他的代表作《集體行動的邏輯》里，提出了著名的集體行動困境：當一件事情的受益者越多，反而越不容易成功。因為個體都有搭便車心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就越不容易為一件事情出力。簡而言之，就是“三個和尚沒水喝”。且和尚越多，挑水的可能性越小。
　　
　　推進和影響公共事務的努力好比挑水。以往，線下行動費時費力，和尚越多，越難組織和協調。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絕大部分和尚袖手旁觀，剩下極小一部分承擔大部分的行動成本。投入大，見效慢，很不容易成功。
　　
　　網絡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集體行動的邏輯。原本極高的組織和協調壁壘變得幾乎不存在。喝水問題不變，但行動的方式再不限于肩挑手提，可以給挑水者鼓勁（點贊），動員更多和尚參與（轉發），集資挖井（募捐、簽名）等等，不一而足。當每個人參與的成本趨近于零，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就無從談起。
　　
　　2023年《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網民6。68億，手機網民5。94億。超過九成網民使用QQ、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超過三成使用微博，在如此大的基數下，如果有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網民，花幾秒鐘參與到一項網絡行動中來，規模將是極其驚人的。
　　
　　五
　　
　　網絡行動的另一重意義是設置“議程”。何為“議程”？就是大家該討論的事情。
　　
　　簡而言之，大眾媒體報道的“大事”和人民群眾心中的“大事”，有著很強的對應關系。媒體沒法決定我們“怎么想”，但是能告訴我們“該想什么”。
　　
　　12歲的彝族小女孩木苦依五木，寫了一篇“最悲傷小學生作文”，引發網絡熱議。雖然這起事件自始至終飽受質疑，但它把涼山地區的貧困現狀提上了議事日程。
　　
　　郭美美在微博炫富，引來大量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善款流向的質疑。在傳統媒體紛紛跟進和警方的介入下，紅十字會和郭美美的關系水落石出。
　　
　　人販子死刑帖在網上廣為流傳，隨后，不少法律專家撰文指出“一律死刑”遠非根除販賣人口這一痼疾的良策。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點贊、轉發、評論、募捐等等網絡行動是否能直接推動變革，已經不重要。網民的提議正確與否，可行與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能讓某件“不算個事”的事成為普通民眾和有關部門“該關心的事”。
　　
　　六
　　
　　必須承認，網絡行動，特別是中國語境下的網絡行動，還有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
　　
　　比如網絡暴力。在網絡社區（特別是匿名的），往往能看到超出正常評論范圍的言行：侮辱性的言論、侵犯當事人隱私權的“人肉搜索”大行其道，有的暴力行為甚至從線上延伸到了線下。
　　
　　又比如網絡謠言。各種各樣的假消息、虛假募捐和網絡騙局，層出不窮。又因為社交媒體的傳播特性，使得謠言傳播更快，影響更廣，辟謠更困難。
　　
　　再比如網上的眾聲喧嘩。翻一翻評論區，真正理性開放的對話依然貧乏。對公共議題的討論往往演變成喊口號式的謾罵。雖然網民們已有了發聲的權力，但大多自說自話，真正的聆聽和說服非常少。由于沒人聽，討論不再是討論，而被迫變成大喊大叫，仿佛聾人的對話。
　　
　　以上種種問題，盡管廣泛存在，卻不可怕，也并非中國獨有。這是人類和新技術在發展磨合過程中都會經歷的階段，不必因此對網民們責之過苛。
　　
　　其實，更可怕的問題乃是“行動”的反面，即漠不關心、無所作為。
　　
　　媒體社會學家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說：“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替代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這在當今中國的媒體生態下，已經更像現實而不是預言。互聯網的泛娛樂化是一個趨勢，微博上粉絲最多的是明星，微信上轉發最多的是雞湯和段子。如果網民們能夠在網上追劇、打游戲、聊八卦、看街拍、刷淘寶的間隙，花一點點時間，關心一下個體之外的公共事務，為把社會變得更好做出一點點努力，也就沒有完全辜負新技術賦予我們的表達和參與的權力。無論這種關心多么膚淺，努力多么有限，至少，比不關心、不努力要強。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特別是在中國，由于教育的原因，公民素養先天不足，公共參與的意識還很缺乏。從BBS到論壇社區，再到社交媒體，中國的網民們在技術的快速更新換代中，也在學習和適應著新媒體賦予他們的話語權和參與權。我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互聯網法律法規會更加完善，網民群體的公共參與意識也會愈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