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給張之洞當幕僚的時候，兩人經常意見不合。一個姓汪的同事跟辜鴻銘說：“不要試圖從你的角度去說服‘香帥’（張之洞號香濤，故有此稱），你談事物總是談是非，香帥則是關心利害。你要讓他聽得進去，必須從利害著手，而不是是非。若利少害多，縱然大是大非，也難以說服他。”
　　
　　辜鴻銘大概認為汪某說的有道理，就“不小心”把此話傳播了出去。張之洞知道后勃然大怒，找來辜鴻銘，質問他說：“你們什么意思？說我只知道利害，請問，我什么時候為自己謀過私利？我講的是公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不可不講！”辜鴻銘說：“當年孔子很少言利，孔子謀過私利嗎？《大學》中有句名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打理國家，難道不也講以公利為重嗎？”張之洞無言以對，只能端茶送客。
　　
　　辜鴻銘的意思應該是，談公利和私利，不是問題的根本。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公利，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其實最后還要落到是非上。
　　
　　張之洞去世后，有人問辜鴻銘：“張之洞的弱點在什么地方。”
　　
　　辜鴻銘答：“張之洞這一輩子，真是為國家耗盡了心血。他生前未曾為家人積攢下家底，死后負債累累，一家八十余口甚至無以為生。你不能說他不夠敬業。但《大學》中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家家窮困不堪，獨獨國家富強，這樣的事誰也沒見過。今日中國若想富強，必須讓袁世凱之流的人來治理。因為袁世凱等人在‘富國’之前，一定先謀個人私利，讓自己先富起來。此所謂以身作則。張之洞想讓天下富強，天下卻餓殍遍野，原因就在于他只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只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
　　
　　一個以清廉自居的官僚和一個貪圖私利的官僚分別擺在我們面前，你選擇哪一個？辜鴻銘的意見是寧可選擇后者，因為后者講究實際效果。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本領，就有讓大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本事，蕓蕓眾生才能因此跟著獲利，推而廣之，國家才能富強。
　　
　　且不論貪官治國是否正確，只觀察辜鴻銘前后的話，本身就是個悖論。后者是講“是非”嗎？當然不是，這里講的還是利害。換個角度思考一下：老百姓關心的問題是什么呢？是自己富起來，還是國家強盛富強？當然，齊頭并進最好，但如果二選一，我想很多人會選擇“自己富起來”。他們也不在乎所謂的“是非”，在乎的是利害。
　　
　　利害利害，非利即害，能不能真正從百姓角度考慮，本身就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卻是主政者常常掛在口頭上，而又常常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