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于謀國，拙于謀身-成長

現在人說王安石是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但與王安石同時代的人卻說他是一只獾。
　　
　　站在今人的角度，這些自然只是笑談，不過這笑談背后透露出的卻是時人“不是笑談”的心理。明人袁褧在《楓窗小牘》中說：王安石變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國寺墻壁發現了一首詩：“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拓條。阿儂去家京洛遙，警心寇盜來攻剽。”
　　
　　蘇東坡說，這是一首含籖詩：首一句，終歲，即十二月，為“青”字。荒蕪即田上長草，為“苗”字。湖浦焦，為去水，為“法”字。三字合攏則為“青苗法”；第二句，貧女戴笠即“安”，落拓條即“石”，合二為一則為“安石”；第三句，阿儂為吳方言，意為“吾”，在此通“誤”，京洛是國都，于是借指為“國”，二者合則為“誤國”；第四句，“寇盜”皆民之賊也，換種說法即“賊民”，四句合起來正好是九個字：“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
　　
　　但就是這個群眾眼里“誤國誤民”的王安石交給皇帝的卻是一份不錯的經濟答卷。立國日起，趙宋王朝的財政就不給力。而王安石上臺后，這一情況徹底扭轉。可即使如此，王安石依舊不受待見，到處都是嘲笑和譏諷的人。
　　
　　北宋末以敢言著稱的名臣陳瑩中就說“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這樣的情況不獨宋代有，歷代都有。跟王安石一樣，之前的很多年，張居正幾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詞。
　　
　　其實張居正生活的時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他動用非常手段，大肆改革，使王朝出現了中興的跡象。按說，這樣一個人，不說居功至偉，起碼生前死后都應風風光光。
　　
　　歷史的吊詭就在于，身前的風光，張居正享受到了，身后的風光卻遲遲沒有來。1582年，張居正死后半年，這位昔日的股肱之臣遭到清算。萬歷皇帝的上諭中，其罪狀有欺君毒民、收受賄賂、賣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縱奴仆、凌辱縉紳等。兩年之后，他在江陵的老家被籍沒。
　　
　　于是我們不禁要問，一切為什么這樣？
　　
　　這恐怕還得從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上說起。在孔老夫子的《論語》里，老先生無論好壞，對人的評價只有兩極——君子和小人。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而君子和小人卻更多只是道德，而非事功層面的判斷，所以歷來的讀書人都愛談氣節，而恥于言利。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對我們國家有什么好處嗎？孟子的回答很忽悠，大王何必談好處，有仁義就啥都有了。在這樣一種話語體系下，王朝需要的是司馬光之類的人。
　　
　　所以與張居正同一時代，后來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評價他的老領導張居正時說了一句極為振聾發聵的話：“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可能這就是王安石和張居正們真正的悲哀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