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從德克薩斯州的鄉村來到紐約開出租車謀生。
　　
　　干的士這一行會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幽默詼諧，有的人失意憂郁，還有的人自命不凡。但是，讓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一個老太太。
　　
　　那是今年5月份第2個星期日的深夜，我接到城郊的一個要車電話。我想，也許是一些參加完晚會的人，或者是某個剛趕到這個城市過母親節的人。
　　
　　我到達目的地時是3點30分。一個破敗的公寓樓黑黢黢地立在我的眼前，只有一樓一個房間透出一點燈光。這種情況下，大多數司機頂多只會按一二聲喇叭，稍等片刻，然后開車走人。因為這個時間和地點時常會出現治安問題。然而，我也知道這個時間在這樣的地方打車不易，再說也許這個客人有點困難需要我幫一把手呢。于是，我走到亮燈的那戶人家敲了敲門。
　　
　　“等一會兒。”回答我的是一個蒼老虛弱的聲音。我聽到屋內有什么東西在地上拖動。隔了好久，門開了，一個80多歲的瘦小的老太太吃力地拖著一個包走了出來。她身穿一件印第安大花布上衣，頭戴一頂圓桶形帽子，帽子上還罩了一條面紗，活脫脫是一個上世紀40年代好萊塢電影里走出的人物。
　　
　　“你能幫我拎一下包嗎？”她說。我先將她的包拎上車子，然后又回頭攙扶她。她走得很慢，邊走邊對我表示感謝。
　　
　　“這沒什么。”我說，“我這是為我的客人服務。再說，我希望我的媽媽在外面也能得到同樣的服務。”
　　
　　“你真是一個好人。”她說。
　　
　　進了車子，她給了我一個地址，問：“能不能從城里走？我很想再看看這座城市……”
　　
　　“能，不過這就不是最近的路了。”我答道。
　　
　　“這不要緊。”她說，“我不著急。我是菲奧娜小姐，不過人們都叫我菲奧娜太太，是去圣洛安敬老院。”
　　
　　我從后視鏡中看了她一眼。菲奧娜太太的眼窩里有一滴亮晶晶的東西。“我孤寡一人。”她繼續說道，“醫生說，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不然我不會去的。”
　　
　　我悄悄地伸手關掉了計程表。經過城里的路程一刻鐘就能走完，我們卻花了足足有兩個多小時，因為她一會兒讓我慢行，一會兒讓我停車，還不時地講著話。菲奧娜太太指著一座大樓，告訴我她曾在這兒干過電梯操作員的工作。在經過一個居民區的時候，她說她和丈夫結婚的新房就是在這里。她要我將車子在一個商場前停了一會兒。她說這里曾經是一個舞廳，年輕時她在舞廳當過舞蹈指導老師。有時，她會讓我在某一個地方放慢速度，然后默默凝視前方，一句話也不說。
　　
　　當第一縷陽光露出地平線的時候，菲奧娜太太這才說：“我累了。走吧。”
　　
　　車子來到了她要去的圣洛安敬老院前。敬老院的兩個工作人員正在等著我們，工作人員說：“這位老太太一直不肯來敬老院，現在她患了肺癌，才同意來敬老院，而且必須在今年的母親節來敬老院。”工作人員說著給她推來了輪椅。
　　
　　“我應該付給你多少錢？”菲奧娜太太取出錢包問我。
　　
　　“不要錢。”我答道。
　　
　　“你也要養家。”菲奧娜說。
　　
　　“還有其他客人呢。”我說，接著幾乎是未假思索地彎下腰擁抱了她。她緊緊地抱住我。“你給了一個老太太一小會快樂的時光。”她說，“謝謝你。”
　　
　　我最后握了一握她的手，然后走向暗淡的晨曦。我的身后響起了關門的聲音。這是一個即將結束的生命發出的聲音。一路上，我在想，如果今天帶菲奧娜太太的是一個脾氣急躁沒有耐心的司機，如果我在公寓樓前按一二聲喇叭后就把車開走，又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我做的這件事情似乎微不足道，但是現在想起來，卻是我一生中最暖心的一件事情。生活中，我們往往千辛萬苦只為干成一件暖心的事情。然而，有時候我們干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暖心事，自己卻毫無察覺，這是因為它裹在一個我們認為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