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約到熱門人物
　　
　　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和記者談話。邁克特別幸運，許多不同領域內的頂尖人物都覺得被他采訪就像是一個嘉許他們通過測試的儀式，是他們已經達到該領域巔峰的無形證明。“一個小偷只有在他上了《60分鐘》節目后才覺得自己真的混出了名堂。”邁克喜歡引用他同事莫利·塞弗的這句話。但有一些你想采訪的人卻抱著徹頭徹尾的敵對態度，有些則是出于害怕，需要記者去努力說服。在這一點上，邁克也很清楚，因為他采訪的一些人中，有些人他必須要努力說服才愿意坐下來和他對談。
　　
　　和許多記者一樣，有時除了硬來，華萊士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邀請到嘉賓。在2008年總統大選臨近之時，華萊士一直沒能為他的福克斯節目約到某個人，這個人就是貝拉克·奧巴馬。“其實從2004年他當選之初我們就開始約了，但在2007年末他再次競選總統后，我們開始著力邀請他，”華萊士說，“我們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他的競選辦公室，不至于每周都打，但是經常打。然后他們一直說，‘哦，會有機會的，會有機會的。’直到有一天我明白過來，這樣下去是不會有機會的。我們考慮了一下，好吧，怎樣能把賭注下得大點呢？然后我們就想到了‘奧巴馬計時鐘’這個主意。”華萊士從福克斯《24小時》節目組借來一個電子鐘，置于屏幕上———從2006年奧巴馬首次答應華萊士會做訪問的那個日子開始計時。“我們把起始日期設為那一天，然后稱距離他答應我們做訪問已經過去了六百五十七天。這個鐘每一周、每一天、每小時、每分每秒都在計時，這個‘奧巴馬計時鐘’就這么開始了，”華萊士解釋道，“這樣做了大概四個星期后，他們最終打來電話說，‘好吧，他答應你們了。’所以約一個嘉賓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什么才是好問題
　　
　　優秀的記者總以能得到長答案的方式提問。最好的方式便是提出所謂“開放式”的問題，即那種不能以簡單的“是”或“否”作答的問題。他們鼓勵受訪者多說一點。偶爾，在處理那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簡短回答的時候，記者也應該使用閉合式問題。《60分鐘》節目組的斯科特·佩利認為一個好的問題不應該多于六個英語單詞。“我認為問題應該問得簡短直接，直達關鍵，這樣能得到更誠實的回答。不然你啰啰唆唆講了三十秒，你的受訪者就會跟著一路思考一路思考一路思考，”他補充說，“這是人們常犯的一個錯誤。”克里斯·華萊士也認為一個簡短明確的問題能增加你獲得有用信息的概率。“我相信問題越長、越迂回，越是會給對方避開問題的機會。所以我認為將問題打磨到切中要害十分關鍵，”他接著說，“抽走所有不必要的脂肪，拿掉所有從句，有多直接就多直接。”
　　
　　另一個華萊士推薦的提問技巧是由NBC常青主播湯姆·布洛克教給他的———就問：“關于……你怎么看？”這個方法華萊士屢試不爽，包括那次采訪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1982年，我是《今天》節目的主持人。當時正值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對以色列相當惱火。”他解釋道。撒切爾采訪起來很難，她已被英國的各種政治辯論打磨得異常精細，簡直擁有計算機般分析問題的能力，華萊士說。因此，他思考著以何種方法打破她的防守，能夠讓她表露出對以色列首相的真實看法。“我問她：‘你對梅納赫姆·貝京是怎么看的？’這個問題如此簡單又猝不及防，你很難逃脫。你說的任何話，甚至你說話時的任何停頓，都會透露些什么。最開始的一秒，她說了句諸如：‘哇，這個問題我該怎么回答呢？’因為很顯然，那一刻梅納赫姆·貝京對她來說實在是個令人頭痛的大麻煩。”華萊士說，“我讓她停頓了下來，雖然只有一秒，但我已經非常滿意了。”
　　
　　怎樣威懾住受訪者
　　
　　有個玩笑是這么說的，這世上最具威懾力的幾個字就是：邁克·華萊士要見你。“人們有時害怕與我交談，”邁克自己承認，“人們不想給我這個機會，為什么？因為我有不誠實的壞名聲？我不這么看。但可能有時我很難纏，會對著干。”整體而言，記者威懾到采訪對象時有得有失。壓力之下有些人說得更多，有些人則完全閉口不談了。
　　
　　為什么有些記者特別有威懾力？有時是因為這名記者的舉止態度粗暴冷淡；有時是因為這位記者沒有得到真正誠實的答案，因而不斷給受訪者施壓。“如果你是個優秀的采訪者，你知道怎樣讓你提問的對象變得脆弱，因為你對他或她以及整個狀況太了解了，以至于瓦解了所有禮節。”邁克解釋道。在1993年對意大利歌劇明星魯契亞諾·帕瓦羅蒂的一次采訪中，邁克用他的犀利刺破了帕瓦羅蒂的保護殼。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邁克提到了所有圍繞帕瓦羅蒂的批評。“他們說他的聲音越來越差了，他太胖了，他很懶，他的嗓子破了，他被人喝倒彩，”邁克回憶道，“然后我問：‘你在害怕什么？是不是你職業生涯的終結就要來了，因為你的嗓子達不到以前的水平了？你在羅馬唱《唐·卡洛》時嗓子破了，聽現場的人喝你的倒彩。’然后他說：‘當然，他們是對的。’”帕瓦羅蒂接著談了他的恐懼和走下坡路的一面———在邁克的壓力之下投降了，顯露出他脆弱的一面，也制造了一場令人難忘的報道。
　　
　　還有些時候，受訪者試圖威嚇采訪者。財大氣粗的權貴人士最有可能這么做，但其實幾乎每個人都可能這么做。一位大學校長可能讓學生記者等上很長一段時間來試圖威嚇到他們，或者公司總裁在寬大又氣派的辦公室接受采訪以達到同樣的目的。邁克記得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一次采訪中試圖用拖延時間讓他久等的方式威懾他。“我們當時在德黑蘭的一間酒店套房里，已經等了很長時間，開始覺得有些無聊了。艾哈邁迪·內賈德之前去了馬來西亞與其他一些穆斯林領導談話。我們對自己被擱在這里有些生氣。”邁克回憶道。邁克、制片人羅伯特·安德森以及整個攝制團隊等了又等。艾哈邁迪·內賈德從馬來西亞回來了，但仍然沒有絲毫開始接受訪問的跡象。“我們當時猜想整間房間應該被德黑蘭當局竊聽了，所以我記得我本能地開始‘對著大吊燈說話’。”邁克繼續說。“對著大吊燈說話”是始于冷戰時代的舊把戲，指的是當你確定自己的房間被竊聽后開始對著墻說話，以這樣的方式和當地政府交流。“我們的簽證三四天后就要到期了，所以我想我們最好訂好回紐約的飛機票。”這一招奏效了。“半個小時后，消息傳來，他愿意接受我們的采訪。”邁克解釋道。
　　
　　如何逆轉糟糕的現場
　　
　　當一場采訪開頭很糟糕時，有時很難好轉。2005年，邁克為《60分鐘》節目采訪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時就是這樣的情況。采訪定在莫斯科西郊普京的總統府。原定于中午開始，因此攝制組在清早便出發前往新奧加列沃官邸。就在邁克、貝絲以及制片人羅伯特·安德森在接近約定的采訪時間到達府邸時，我們看見普京的車隊出了大門駛往莫斯科。“這不是個好信號。”安德森說。他說對了。普京最后現身采訪時已近下午五點。而在同聲傳譯設備架好到總統抵達這之間的五個小時中，機器的某個地方壞了。當邁克坐在椅子上開始和普京聊天時，他聽不見普京回答的英語翻譯。俄羅斯人花了近十分鐘才找到問題所在（對邁克來說，幸運的是，架設設備的是普京的人而不是CBS新聞的員工）。在那段時間中，普京的不耐煩顯而易見。邁克覺得很尷尬，盡管這不是他的錯。這之后，邁克花了不少時間才重新建立起采訪的節奏。采訪最終還挺順利，但這是因為整場采訪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給了邁克從極度糟糕的開頭中恢復過來的機會。
　　
　　有時，人們坐下來接受采訪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樣做，而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想這么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因為不得不開口而滿懷不悅，這樣就很難讓他們開誠布公地交談。鮑里斯·葉利欽2000年下臺后不太愿意接受《60分鐘》采訪，但我們被告知他必須坐下來接受一次美國電視臺的訪問，因為他的書《午夜日記》剛剛出版。這個訪談機會到了邁克手上，原本的計劃是邁克采訪葉利欽后兩人乘坐高爾夫球車繞葉利欽府邸轉一圈，但最后并沒有實現原定計劃。采訪剛進行到差不多一個小時時，葉利欽就說：“到此為止了。”轉身便離開。我們懷疑葉利欽按合同要求必須接受一小時的采訪，他于是決定時間一到就立刻走人。
　　
　　采訪過程中，邁克嘗試了各種方法去贏得葉利欽的歡心。他告訴葉利欽：“能坐下來和曾經的歷史推動者、撼動者交談十分榮幸，也很愉快。”其中一次，邁克試圖和葉利欽開玩笑，稱他為“一個可愛的年輕人”。但沒有一招是成功的。之后，葉利欽在采訪進行到半個小時的時候差點還因為他的翻譯的一個錯誤而離開采訪現場。當時，由俄羅斯為葉利欽配備的翻譯將邁克的問題譯成俄文，而一位CBS新聞的翻譯將葉利欽的回答譯成英文。邁克問葉利欽他是不是“厚臉皮”，其實是不怕批評的意思。但葉利欽的翻譯把這句話譯錯了———完全按字面意思，而不是比喻意義———問葉利欽他是不是跟頭河馬似的！葉利欽明顯動了氣，他說要么是翻譯出了錯，要么是這問題太不得當，他要離開。盡管最終事情弄明白了，但對于改善整個氣氛卻于事無補。采訪進行得頗為艱難，邁克對葉利欽的印象也平平。“說真的，我覺得他完全沒有想象中有意思，”邁克說，“很難真把他當一回事。”
　　
　　對于采訪者而言，最難得的一件事就是讓一個勉強接受采訪、或者老是給出簡短無意義回答的受訪者真正開口說話。邁克在他一次最著名的訪談中就面臨這樣的情況———采訪克林特·希爾的那次，他是肯尼迪總統被射殺時距離他僅幾步之遙的特工。希爾因為肯尼迪被刺殺深感內疚，痛苦不已，在1975年同意接受邁克的采訪，但在采訪開始時的一個小時左右他對提問回答得完全無關痛癢。邁克叫停了訪談，幾乎沖希爾吼起來，指責他耍花腔，沒有誠實地回答。這之后，希爾振作起來，開始吐露心事，完全釋放出自1963年那不幸的一天起就壓抑在心里的情緒。這不僅讓整場節目引人入勝，希爾說這也是他心靈愈合的開始，可能救了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