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著名的《我的一生》里，以色列的締造者之一梅厄夫人描述了一種痛苦——決定給自己的哪個孩子多吃一點食物。
　　
　　寫回憶錄時，盡管已經過去數十年，但梅厄夫人仍然能夠毫不費力、幾乎完整地回想起自己“流著眼淚坐在廚房里，看著母親把本應該屬于我的一點點麥片粥，喂給妹妹齊凱普吃”。
　　
　　這似乎是一種人生常見的痛苦，卻又只有在艱難的時局、拮據的生活中才能體驗到。對于沒有親歷過的人，再怎么描述，大概也無法設身處地地體會它對親情的創痛。
　　
　　最近，在一本中國作者的散文集《走過》里，我再次讀到了這十分類似的痛苦。
　　
　　1967年，在湖南，作者的父親被定性為“二十一種人”，被通知要到農村勞動改造。
　　
　　所謂二十一種人，包括當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特分子”等。
　　
　　作者的父親之所以被列入，有兩個原因：一是新中國成立前，當了27天的“偽保長”；二是國民黨軍隊經過的時候，一位團長見作者的父親聰明，讓他在部隊里當了27天兵。
　　
　　為此，年幼的作者也隨之遇到了命運的轉折：母親說自己一個人，養不活3個孩子，必須安排一個孩子隨丈夫去鄉下。
　　
　　她沒有選擇最大的姐姐，也沒有選最小的弟弟，而是選了老二——還在上小學的作者。
　　
　　那時候，中國的無數父母都在經歷著類似的選擇，但當命運降臨在一個具體的孩子身上時，仍然顯得格外殘酷。這意味著這個孩子一夜之間變成“鄉下人”，從“工作一世”變成“種田一世”。
　　
　　字里行間，我們讀到了年幼的作者的精神狀態。“三十來里路，我是恍恍惚惚踉踉蹌蹌隨著父親趕往鄉下老家的。”母親在臨行前做了四個肉餅，而四個小時的路程里，每走一段，父親就拿出一塊給兒子吃，他是在“淡淡地補償讓我一夜之間從城里人變成農村娃的深深愧疚”。
　　
　　故鄉以極大的熱情接納了這對父子。盡管時隔三十多年，作者仍然在書上記憶猶新地寫下當時老家人歡迎他們的場景：
　　
　　“生產隊長宏寬大叔早已喊了三四十個沾親帶故的爺爺奶奶，叔叔伯伯……絲毫沒有因父親是‘二十一種人’回鄉接受勞動改造而嫌棄我們……奶奶的堂屋里擺滿了四大桌飯菜，宏寬大叔殺了家里二百多斤的豬，宏杰叔叔操網撈了二十多斤魚……”
　　
　　然而，鄉下熱鬧的迎親場面，對孩子固然是安慰，讓他以更好的心情去面對“鄉下一望無際的稻菽麥田、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孤寂的夜晚”，但他和城里母親之間的情感裂隙卻是近乎永遠地無法彌補了。
　　
　　我讀到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作者十幾歲回城之后，母親再也沒有打罵過他。雙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不冒犯對方。周日，家里往往要叫孩子和親戚幫助干活、推貨車，母親也不叫他，即便是最難走的兩個坡段，她也永遠只叫姐姐和比作者小兩歲的弟弟去。
　　
　　“難解的死結和心結，直到二十年后母親去世。”
　　
　　散文集名為《走過》。在書里，作者對少年家事的回憶，只占很小的篇幅。在更多的篇幅中，作者都在以后來一個媒體人的身份“走過”——走過南中國海的島礁、軍艦、部隊、戰事，走過中國從東到西的城市，走過歐洲、南美和非洲。但作者所揭示的人生第一次“走過”，甚至是最艱難的一次“走過”，乃是少年時的那一次，他跨過的是時代和命運給渺小的個人掘出的壕塹，直抵心靈，經過它時，總是分外艱辛。
　　
　　人生往往不是馬拉松般的賽跑，而是一段一段接續的旅程。有的旅程我們只是“經過”，還未“走過”，也許只有在許多時光的體味和沖刷之后，曾經模糊的風景才慢慢在記憶里清晰通透起來，沉重的東西變得輕了，堅硬的東西變得柔軟了，我們才是真的“走過”了。
　　
　　幾乎能讀出作者的心路歷程——當一個人走出大山，采訪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經歷了不少戰火硝煙的事，悵然回望，才發現已經越過了山丘。少年時那些復雜莫名、亂麻一團的感情，已經淡淡地成為一句“母親有母親的難處，她必須最先想到生存，而不是城里人鄉下人”。
　　
　　后來的篇幅中，作者可以欣然地回憶起故鄉的吃食：酸辣刺激的老壇子菜，剁成碎末的凈亮的新鮮紅椒，黃瓜、白菜和萵筍，藏在水草中的新鮮野生草魚和鯉魚……這是“走過”的人才有的輕松和怡悅。
　　
　　人生如寄，戀不戀棧，都要走過的——書中有一個挺有趣的細節，作者因為垂涎老家的壇子菜，在城里的家中置了兩口大壇子，洗刷干凈，按照老家的做法腌上辣椒、蘿卜、黃瓜，幾天后開壇一嘗，才發現水土不服，和家鄉的壇子菜根本不是一個味道，這才頹然作罷。故鄉那永遠難以找回的老壇子，不正是人生一種無可挽回的走過嗎？
　　
　　“走過”，真的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好書名，也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美好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