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的一座鄉村，失去丈夫的農婦與兒子相依為命，靠著勤勞的雙手，日子雖然不富足但幸福安寧。有一次，回鄉度假的莊園主的女兒所乘的馬車受驚，農婦的兒子救了她一命，并且在四目相對的那一刻愛上了美麗的莊園主女兒。備受單相思煎熬的他為了爭取和少女接近的機會，做出了離家到莊園主家當花匠的決定。
　　
　　啟程的那天雨絲紛飛。孤獨的母親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目送兒子歡天喜地朝遠方的莊園走去，默默地注視著兒子執著的背影祈禱著：“孩子，你仿佛被一根施了魔法的繩子牽著往前走，我只希望你回頭看一眼母親，哪怕是一眼呢……”
　　
　　年輕的農夫歡快地走著，他吹著歡快的口哨，始終沒有回過頭。
　　
　　為了贏得莊園主女兒的愛情，年輕人視苦役為歡樂。秋收的一天，他自告奮勇爬上高高的草垛，賣力地干活，因為他心愛的少女正在樓上的陽臺注視著這里。高傲的少女或許也被這勞動的場面所感染，頑皮地向草垛上的人們伸出了手臂，年輕人踮起腳尖為了握一握少女的纖手，不幸從高高的草垛上跌落摔死。
　　
　　母親聞訊趕來了。與兒子分別已久，萬萬沒有想到會以這種結局重逢。當兒子在村人的嬉笑中下葬的時候，她緊緊地摟住冰冷的兒子，沒有一絲抱怨，兩行熱淚從這位一生倔強從不落淚的農婦的臉龐上滑落。她說：“我的孩子！”
　　
　　從小到大看電影無數，許多影片別說情節，就連名字也記不大清楚了，但少年時看過的這部反映俄羅斯生活的影片至今記憶猶新。
　　
　　我恰恰像是影片中那樣的一個孩子，瘋狂地愛上了去遠方的大路。多少年行色匆匆地穿行于中國的地圖，拎起行囊道一聲：“我去西藏了。”“我去黑龍江了。”便頭也不回地出了家門，一心直奔目的地。
　　
　　直到有一天，我離開院子走了很遠，忽然漫不經心地回了一下頭的時候，發現年邁的姥姥、兩鬢染霜的父母仍然佇立在陽臺上，望著我。
　　
　　我每次出遠門的時候，家人都是這樣久久地凝視著我的背影，只是因為我從不回頭，所以從不知道。我還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離家去江對岸的報社上班的時候，他們同樣在陽臺上目送著我的離去。
　　
　　我回頭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們揚起了手。我永遠記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站在陽臺上的親人一個個離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親，以她不變的柔情站在那里。
　　
　　我第一次騎單車穿越中國的途中，母親不時將一封封家書提前寄到我將到達的地方，好讓我每次到達一個陌生的城鎮都會收到家人的問候，它溫暖了我一程又一程。每次風塵仆仆地歸來時，我的背囊里總塞有一摞沉甸甸的家書。
　　
　　1998年，我得到去南極中國長城站采訪的機會。出發的時候，身為畫家一生拿慣了油畫筆的母親為我趕織了一雙厚厚的羊毛襪子。當時考察隊發的靴子沒有女性的尺碼，是母親織的那雙厚毛襪才使我的一雙腳在男式靴子里沒有打晃。在南極大陸的暴風雪中跋涉的時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進了靴子結成冰坨，也多虧母親給我的羊毛襪讓我的雙腳抵御了南極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報社的派遣追訪鄭和下西洋遺蹤，連續三年在印度洋沿線的亞非國家奔波。每次出發的時候，母親都要幫助我準備行囊。她既擔心攜帶的物品多累壞了我，又擔心哪一樣物品沒帶上路上會有諸多不便，于是放進行囊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將近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還吃力地將沉甸甸的行囊試著背到瘦弱的肩上，體驗我將承受的分量。
　　
　　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爆發之后，也門很快被美國宣布為空襲目標之一，而它也恰好在我“重走鄭和路”的路上。抵達也門時，我在深夜被爆竹般的響聲驚醒，趴到窗口一看，才知道附近發生了激烈的槍戰。平生頭一回離槍聲如此之近，只身住在一座小旅館的我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恐懼與緊張。不久，當地又發生了人質綁架事件，新聞很快傳遍了世界，自然也會傳到母親身邊。這些事件是我瞞不住的，除非我能壟斷世界媒體的信息源。
　　
　　尾隨在全副武裝的軍警身后，我穿過街頭舉刀持槍的游行隊伍到郵電局給母親報平安。拿起電話筒之前我一再告誡自己要平靜，不能讓母親聽出一丁點兒的慌亂，讓萬里之外的她倍添不安。但是，當我聽到從大海的那一端傳來的母親的聲音，卻無法忍住哽咽。
　　
　　有時，再堅強的兒女在母親面前也無法扮演堅強，因為，她是世界上最疼你的那個人啊！母親在電話那端沒有落淚，她以超平尋常的鎮定提示我如何注意安全，如何尋求中國大使館的支持。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國的途中倒在羅布泊的余純順，他倒下的那年，社會對他的贊頌對他的宣傳達到沸點。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鄉。經人指點我找到了他的家，上海一條弄堂里一間簡陋的房子。屋子雖小，但因為只有他父親一人而顯得空空蕩蕩。老人低著花白的腦袋正在凝視兒子背著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內舉辦的余純順徒步中國事跡展覽觀者爆滿。當時正午已過，聽說老人還沒有吃午飯，我走進廚房發現只有一把青菜！幫老人煮了一碗清湯面，老人端著碗仍吃不下，他睜著昏花的雙眼望著我說：“人們夸倒下的是個英雄，對我這個父親來講，死去的是一個兒子啊。”
　　
　　我永遠記住了那句話，正如我難忘陽臺上親人注視我遠去的背影一樣。
　　
　　有一年的夏天，我遇到一位長年穿行在中國大地的背包族，和我一樣被人們稱為所謂的“行者”，他拿出一個旅途留言簿希望我在上面寫幾句話，我說就不用寫了吧，有件事你記住就行——在路上常給母親打一個平安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