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帶著八個大箱子和他們的三個孩子，來到上海火車站，聽說是在三月的一個傍晚。
　　
　　那時我三歲多，不記得具體的日期。但我記得，火車站候車室屋頂上的霓虹燈是紅色的。
　　
　　我指著它們對母親說：“上海。”
　　
　　母親對父親說：“這孩子認得字了。”
　　
　　我父親贊許地沖我笑了笑。
　　
　　那天，父母帶著我們和我們家的箱子來到五原路的院落里，那里有我們的家。我的小床是綠色的，床架子上有四只銅鈴。
　　
　　我們家三個孩子都認為自己是北方孩子，在燦爛的藍天下生活，穿藍色棉猴御寒，我們與這個終年多云的港口城市全無干系。可是日子也就這樣在猶疑的認同中過去了。慢慢地，我們各自在上海成了家，從家里搬出去，而我們的父母始終住在原處，只是房子漸漸老去。原來漆了綠漆的木窗木門，如今大多數人家都換成了塑鋼的。
　　
　　別人偶爾問起我的家鄉在哪里，我總是說，我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家門口從未有小河流過，也沒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樹，因此，我是有家無鄉。
　　
　　在春天，玉蘭花映著滿樹的花影，茶花落了滿地紅英，粉色的吉野櫻安靜精致，卻在微風里千朵萬朵飄落下來，奔赴凋零。一路看著街上的花，想到的是將我一手帶大，又照顧我孩子長大的姑媽中風了，去世了。如今，我無論到了哪里，也找不到那個穿天藍色大襟衣服的九十六歲的白發蒼蒼的矮小老太太。
　　
　　她中風的那天，我去醫院時，看到的是滿樹桃花和玉蘭。她出院那天，八重櫻沉甸甸地蕩漾在枝丫上。她再入院的那天，玉蘭樹的花都落盡了，滿樹新綠。她病危的那天深夜，街上飄蕩著淡藍色的夜霧，還有含笑花清爽的香味。在我更小的時候，上海滿城蕭索，年年春天都沒有花。但是生活并未虧欠我，我得到的最大補償就是，我從小都跟姑媽睡在一張大床上，直到長大出嫁。
　　
　　一年以后，春天到來以前，父親以九十二歲的高齡去世。我從不懷疑自己是父親最疼愛的孩子，在父親的葬禮上，我心里只有一個詞：唇亡齒寒。
　　
　　我開始頻繁地回家探望母親。上海的冬天總是下雨，天氣陰冷，這個冬天，我身體里也一直是黯淡的、浮腫的。直到有一天，春天突然到來，好像一只骯臟的玻璃瓶突然被摔碎了一樣，到處都是閃閃發光的碎玻璃。
　　
　　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家門口，有一棵高大的雪松遮住了藍天。它站在墻角的花壇里，那個早已失修又蕭條的花壇，冬青樹叢里世世代代都住著野貓。
　　
　　春天那濕潤的，一團和氣的微風經過松樹的枝丫撲在我臉上。它讓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少年時代，在春天的傍晚，沿著華亭路走到東湖路，去我最要好的朋友家聊天，或者一起拉手風琴。中學時代，我學手風琴，她也學手風琴。我還記得那種寧靜的、涼爽的、沉甸甸的春風如何掀起耳朵兩邊的細碎頭發，它們從不會長長，只軟軟地倒伏在面頰旁。如今，我和少年時代的手風琴伙伴，已經做了半生的知己，我們的孩子也都成人了。
　　
　　路過雪松墨綠色枝丫的那幾分鐘里，我路過了自己的整個青少年時代。
　　
　　在這座我小時候常感陌生的城市，現在處處能找到丟失了的過去。往事是那么具體卻又虛幻，它們在時間的深處，不可觸摸卻又毫不褪色，繾綣纏繞。我從未想過此地就是自己的家鄉，即使沒有小河與老槐樹，那都市中的幾條街道，幾棵老樹，幾個春夜，也是家鄉。
　　
　　第一次從德國回來，我特地帶了滿滿一箱子東西，里面有調料、巧克力，甚至一個蛋糕。箱子太重，出租車司機拒絕幫我搬箱子。
　　
　　我站在樓下，一遍遍高喊我丈夫的名字。然后，我聽到孩子興奮地大叫：“我媽媽回來啦！”
　　
　　我孩子才三歲，正是當年我到達上海的那個年紀。她得站在馬桶蓋上，才能攀上面向院子的狹長窗臺。在上海多云的天空下，她從北窗露出小半個腦袋和一根歪歪斜斜的小辮子。“媽媽啊！媽媽啊！”她一聲接一聲地叫著我，贊嘆我們重逢了。
　　
　　如今，她已經是一個終日忙碌的設計師，生活在萬里之遙的地方。而我也自那年起，開始了在歐洲各地斷斷續續的旅行。如今已經二十八年了。那真是漫長的、看不見盡頭的旅行。只是每次的回程機票目的地都是上海，每次都回家。
　　
　　父母家的八只箱子早已被我收入自己家的客廳。那些箱子有它們各自的名字，藍箱子、牛皮箱子、大黑箱子、鐵皮箱子……父母當年就是這樣一一稱呼它們的。當年遷徙時，父親將白紙貼在箱子拎把旁邊，給那些箱子編了號，還是用毛筆寫的，陳七、陳十。那幾張白紙都還貼得好好的，只是泛了黃。最小一只皮箱是我祖父的，現在，那里面收著祖父的一只鐵皮煙絲盒子，以及姑媽鉤帽子的鐵鉤針。
　　
　　箱子上放著我家最后一張合家歡，爸爸坐在輪椅上，大哥滿頭白發，小哥哥看上去很帥，但實際上他肺上的癌細胞已經發動，可我們都不知道，只是忙著與爸爸惜別。那張照片是2011年春天拍的，我們家四代同堂，丁香花園的草坪青翠一團。這是我們家從命運手中偷來的最后一個完滿的春天。而對我家最小的孩子李翼張來說，卻是與他爸爸家的長輩們第一次見面。這個孩子2010年像我一樣出生在北京，像我爸爸小時候一樣姓李，像我姑媽一樣屬虎，像我們家所有的人一樣，籍貫廣西平樂。
　　
　　清明時節，我們帶著鮮花去祭掃。在郊區，我們兄妹買下一塊墓地，地里有棵羅漢松，它遮蓋著土地。還有一塊大石，刻著我家的來歷。父親與姑媽在這里歸入大地，然后是我二哥。他們的骨灰滋養著這棵松樹。我家的人都知道，以后我們也會來到這棵松樹下，與他們團圓。有一塊家庭墓地的感覺是奇異而安穩的。
　　
　　他們現在都在土里，圍繞著那棵松樹。石碑上嵌著他們的照片，比起我們家最后一張合家歡，他們在石碑上的照片里笑得很疑惑，那是一種迷了路的樣子。他們的名字下方刻著他們這一生簡短的歷史。他們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卻都卒于上海。他們是此地的永久居民，因此，此地已經是我的家鄉。
　　
　　放下橙子、蘋果，撒上新鮮的花瓣，點燃線香：“你們在這里過得還好嗎？”
　　
　　心里卻想，也許他們在地下也很想念我們吧，所以那棵羅漢松才會那樣蒼翠。
　　
　　用手掌按在那覆蓋了我至親的泥土上，被春日曬暖的泥土，讓人想起最后握著他們的手時，留在自己掌心里的體溫。大概這就是家鄉的泥土。遠走天涯的人，用小玻璃瓶裝起一撮泥土，掛在脖子上。要是在異鄉水土不服，就挖出一小塊泥土，用開水沖了喝下去。聽說這個土法子治好了不少人過敏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