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母親說，我小時候長得很體面，不哭，愛笑，整天轉動著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歡。長到3歲，我就變得有點兒“壞”了。我到風車跟前玩，一不小心，穿著一身棉衣摔到了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來，一聲不響地回到家，將濕衣服全部脫掉，鉆到被窩里。當母親回來要打我時，我卻一口咬定：“是爺爺把我推到水里的。”被陷害的爺爺不惱，反而很高興，說：“這孩子長大了有出息。”當然，長大了以后，我從未生過害人之心。至于有無出息，這就很難說了。當長到光著身子拿根樹枝在地里、河邊到處亂走時，倒也做了不少壞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讓人摔跟頭、將人家放在河邊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但我不惡，沒有讓人討厭。另有一點，不管誰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滿我的全身），我都未惱過。如今回到老家時，那些大爺還常說：“文軒小時候不會罵人。”其實我還是罵過人的，只不過我只在小孩中間罵，不罵大人罷了。
　　
　　兒時的印象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窮。我的家鄉蘇北，以窮出名。我家一直是在物質的窘迫中一日一日地度過的，我對貧窮的記憶極深刻。我吃過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記不得了。青草是我從河邊割的。母親在無油的鐵鍋中認真地翻炒，說是給我弄一盤“炒韭菜”吃。15天才能盼到一頓干飯，所謂干飯只有幾粒米，其余幾乎全是胡蘿卜。整天喝稀粥，真正的稀粥，我永遠忘不了那稀粥。讀中學時，每月菜金1元5角，每天只有5分錢。都是初二的學生了，冬天的棉褲還常“破綻百出”，吐出棉絮來（當地人叫“出板油”），有時甚至露出一點臀部，這使我在女孩子面前總覺得害臊、無地自容，下意識地將身子靠住墻壁或靠住一棵樹，尷尬而靦腆地向她們憨笑。我最不耐煩的季節是春天。青黃不接，春日又很長，似乎漫無盡頭。春天的太陽將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張開來，使人大量消耗體內的熱量。饑餓像鬼影跟蹤著人、攆著人。我巴望太陽早點兒沉沒，讓夜的黑暗早點兒遮住望見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饑餓的欲望。按遺傳規律，我應是一位身材偉岸的男子。然而，這一大好基因被營養不良掐斷了。我甚至覺得我的腦子都被餓壞了。有一段時間，我竟然“黏”在地上不肯往上長。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個小矮子！常常仰視別人，使我有一種自卑感，特別是當我走到高個子的孩子跟前時，莫名的壓抑感便襲上心頭。大年三十晚上，我帶著要長高的渴望，勇敢地爬門板。這是當地的一種習俗，據說這樣可以長得比門板高。但無論我怎樣努力，后來也沒有長得比門板高。但基因的不屈不撓，使我忽然又拔高了一截。饑餓的經歷讓我刻骨銘心。因此，現在我對吃飯很在意、很認真，甚至很虔誠，并對不好好吃飯的人大為不滿。
　　
　　但是，我又有著特別美好而溫暖的記憶。
　　
　　我有一位慈祥的老祖母。她耳聾，有一頭漂亮的銀發，常拄著拐棍倚在門口向人們極善良地微笑著。她稱呼我為“大孫子”。后來我遠行上大學了，她便日夜將我思念。她一輩子未走出方圓3里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3里外還有一個寬廣無垠的大世界。她認為，這個世界除了她看見的那個地方，大概還有一處，凡出門去的人一律是到那一處去的。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從那個地方歸來的人。一日，她終于等到一位軍人，于是便向人家打聽：“你見到我大孫子了嗎？”
　　
　　母親對我的愛是本能的、絕對的。她似乎沒有任何食欲，我從來沒見過她對哪一種食品有特別的欲望，她總是默默地先讓孩子們享用，剩下的她再隨便吃一點。父親的文化純粹是自學的，談不上系統，但他又幾乎是一個哲人。一次，我跑到一個8里地以外的地方看電影，深夜歸來，餓得不成樣子，但又懶得生火燒飯。父親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對我說：“如果想吃，那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3里外堆著，也應該去抱回來。”就在那天晚上，他的話奠定了我一生積極的生活態度。
　　
　　還有那片獨一無二的土地，也給了我無限的情趣和恩澤。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水鄉。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櫓聲中，在漁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魚鷹入水）聲中，在老式水車“咯吱咯吱”的轉動聲中長大的。我的靈魂永遠不會干燥，因為當我一睜開眼，瞧見的就是一大片水。在我的腦海里所記存著的故事，大半與水有關。水對我的價值絕不僅僅是自然意義上的。它參與了我的性格、我的脾氣、我的人生觀、我的美學情調的構造。
　　
　　這一切，使我“舞文弄墨”成為可能。苦難給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彌補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編織明天的花環，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壯大自己、表達自己。苦難給了我透徹的人生經驗，并給我的性格注入了堅忍。難怪福克納說：“一位作家最大的財富莫過于他有一個苦難的童年。”
　　
　　老祖母、母親和父親給了我仁愛之心，使我從不知道何為仇恨。我從未抓住不放地恨過任何人。我始終覺得世界是善的，盡管我常常看到惡的肆虐。
　　
　　那片土地給了我靈氣、題材、主題和故事。開門可見的水，濕潤了我的筆，使我能永遠親近一種清新的風格。